一八九六：李鸿章的凋谢 作者：李天纲 　　访美归来的浩叹 在清末政坛上，湘、淮军出身的政客们都是出名地不服输，都有一股“屡败屡战”的劲头，这是在和“太平天国”死缠烂打中练就的。曾国藩反复讲，再困难的时候也要“挺”住。李鸿章在1896年重温了这说法，称之为老师的“挺经”。当年，湘军已经几次濒临绝境，被打到水里，又爬上了岸，最后还反败为胜。所以……甲午战败，《马关条约》把中国赔得精光，李鸿章还是没有灰心。 李鸿章已经没有内力可恃，全靠他的外交手段了。英、美、法、德、俄诸列强中，合纵连横，他最想依靠的是美国。1896年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年份，这一年，由于李鸿章的访美，美国举国谈论中国。李鸿章在历次清朝访美官员中级别最高，《纽约时报》连篇累牍报道中国事务，改变一贯奉行的“孤立主义”外交，重视中国，积极介入中国事务。以前，美国人认为美洲已经够大了，不必去管外国的事。至于更加遥远的中国，只有在喝早茶时，才会想那是一个种茶叶的国度。李鸿章的访问，掀起舆论。十九世纪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要归功于李鸿章的成功访美。 “甲午战争”后，用中美关系牵制中日、中英、中俄等关系，是一项比较可行的方案。美国的对华政策，对中国最为有利。当时的日本、俄国、德国、法国，甚至英国，都或明或暗地提出了分割中国领土的要求，只有美国强烈反对领土占领。李鸿章访美后，美国的对华外交政策酝酿成熟。1899年9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正式向德、俄、日、英、意、法等国，发出了“门户开放”照会，要求各国“维护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为世界各国捍卫与整个中华帝国平等公正地通商的原则而寻求一种解决方法。”亏得“门户开放”政策，以及在此原则之上形成的“门罗主义”，才在1900年“义和团”暴乱之后保住中国，没有被进一步瓜分领土。 1896年8月28日，李鸿章乘坐的“圣路易号”邮轮抵达纽约港，港中百多艘船舰汽笛长鸣。上岸后，大街上人流如堵，《纽约时报》说，有50万纽约客在第五大道和中央公园等处，夹道欢迎和观看李鸿章乘坐的四轮马车。李鸿章是出名的“要面子”人物，在纽约的高楼大厦和鲜花人群中穿行，内心的得意，或许暂时盖过了去年的沮丧。 中美关系是李鸿章的一张大牌，拿到手后，自然得意。从一个细节，可以看到他对1896年美国之行的美好记忆。晚年李鸿章经常炫耀他的那根手杖。写《庚子西狩丛谈》的吴永，是曾国藩的孙女婿，1896年在贤良寺伺候李鸿章左右。他看到从美国回来的李鸿章，在家中，“常自持一手杖，顷刻不释，或饮食作字，则置之座侧，爱护如至宝。”这根拐杖很名贵，上面有一颗“大愈拇指”的巨钻，周围镶有一连串的小钻石，“晶光璀灿，闪闪耀人目。通体装饰，皆极美丽精致。……值十数万金。”手杖是美国前总统格兰特退休的时候，国会为表彰在“南北战争”中的功绩，赠送给他的纪念礼物。1879年5月23日，总统环球旅行，在天津会晤李鸿章，李鸿章很不礼貌地拿来反复把玩，无意归还。当时格兰特表示说：国会礼物，不便随意赠人。然而，当1896年8月31日，李鸿章在纽约拜谒格兰特陵墓的时候，总统遗孀朱丽叶却将此手杖作为国礼，赠送给了他。此后，李鸿章逢人便说：还是美国人够朋友。 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是二十世纪世界公认的外交原则，它摒弃了殖民主义者圈占别国土地的恶习，把自由通商，公正贸易作为国际关系的基础。但是，“自由贸易”还没有成为清末人的共识。即使甲午惨败，北京的保守势力还在抵制国际社会，还是以为可以拒敌以千里之外。李鸿章的外交努力，又一次成为他的罪名。回北京后受到各种攻击。时隔二月余，1896年11月19日，《纽约时报》发布了一条消息：李鸿章可能会辞职！报道说：“自从清国北洋大臣李鸿章出洋访问回国后，一直受到清廷冷遇，而他自己也已对此深表厌恶。因此，他已经打定主意，决定向皇帝陛下请辞，退休去过安静的生活。” 李鸿章被打入冷宫，感觉到了“冷遇”。10月20日回到北京，不知什么原因，李鸿章出城到圆明园废墟“禁苑”转了一圈。24日，马上有人揭发，以“李鸿章擅入圆明园游览”的罪名，交礼部评议。30日，交上来的动议是革去职位，西太后手下留情，“旨改为罚俸一年，不准抵销。”这样不客气地对待刚刚周游各国，搞定外交乱局的“洋务”功臣，目的是要杀他在洋人面前的威风，同时也平息北京对他的“卖国”指责。 在官场油滑了一辈子的李鸿章，赋闲在北京贤良寺住所，门庭冷落，不胜寂寞。眼见“中兴”大业无可挽回，他这才叹出了心头抑郁了三十多年的长气，愤懑地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凃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 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箿，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箿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曾经发动自己的幕僚们造势吹捧，树立里程碑，说自己的“洋务新政”是清朝的“同光中兴”。三十年间，从国外进口了洋枪洋炮；搞起了军械工厂、织布局、广方言馆、同文馆；新设总理衙门，练出了北洋、南洋水师，像是建立了一套新式事业。结果甲午海战，一日而败，“中兴之师”被证明是一只“纸老虎”，李鸿章再也不能粉饰下去，只能承认自己是个“裱糊匠”，大清朝不过是“东贴西补”的“一间破屋”。本来想启动最新的外交成果，请美国调停、贷款、兴业，再次“振兴中华“的方案，又不能实现。都说是湘、淮军人“屡败屡战”，最能打烂仗，李鸿章碰到最后的钉子，彻底灰心了。 　　贤良寺里的反省 李鸿章并不是一个诚实的人，但他在垂暮之年的一声浩叹，是真实的。李鸿章也不是一个有学问，会思考的人，但赋闲在北京贤良寺，他却思考了“同光中兴”的失败原因。几十年里，他打仗、办外交，没有时间思考。难得的空闲，跌宕的经历，加上他依然灵便的头脑，他的回忆与思考本来应该对正确认识中国之命运大有俾益，非常可惜的是，他还是那副“思拙于行”的秉性，卷入太深，反而不能洞穿他的时代。他还是把积怨都发泄在翁同龢为首的“清流党”头上，个人恩怨把他的思考框住了。 　　政治斗争总是包含很多个人恩怨。甲午年，李主和，翁主战，翁李矛盾不可开交。据说，战前李鸿章和小村寿太郎谈判，谈妥用一百万两银子作赔款了结 “东事”（中日朝鲜争端）。因为翁同龢的“帝党”“主战”而放弃，结果导致战后赔款二万万两。“主和”的李鸿章感叹地说：“小钱不花，要花大钱，我亦无法。”“和”、“战”两派的个人恩怨确实存在，历史研究不能忽视个人恩怨。我们不把它们作为审视历史时的终结，但却是要承认它们是事件的开端。 　　《纽约时报》说李鸿章要“请辞”的报道，有一点不确实。赋闲在贤良寺，李鸿章决不辞去总理衙门的职务，他要与老对手翁同龢耗下去。一天，袁世凯登门为翁同龢说项，请李鸿章辞职，李鸿章大骂说：“你告诉他，叫他休想。…… 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李与翁的矛盾，往复几十年，积怨极深。被困在家中的李鸿章，把“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翁同龢为首的“清流党”的“言官”、“词臣”们。他对伺候在身边的人说：“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李鸿章的意思是说，翰林院这些动口不动手的“言官”们只会唱高调，不切实际。 　　翁同龢与李鸿章有几十年的个人恩怨。有一本坐观老人的《清代野记》，记录“翁李之隙”，说苏州人和李鸿章特别地合不来，说者自有掌故。那是1863年，淮军攻克苏州，在拆毁李秀成忠王府一座歌颂太平天国的牌坊时，发现有翁同龢、潘祖荫、彭蕴章等人的题名。李鸿章命令追查这几位苏州京官的通匪案。尽管事后知道这是苏州乡绅冒名，但他已经和这几位有权势的苏州京官结下怨恨。翁李矛盾，起源于此。 　　这一层恩恩怨怨中，翁同龢等人看不惯李鸿章的因素居多。虽然拔扈，但很实际的李鸿章倒是不计较与苏州人交朋友。他交上的一位在野的苏州朋友，对他的事业起过关键作用，甚至超过他的老师曾国藩对他的影响。这个苏州人就是当时躲避太平天国战乱到上海，帮着李鸿章和租界洋人接上关系的冯桂芬。在1860 年代的上海，冯桂芬是唯一有“进士”和“翰林”头衔的人，是地位最高的士大夫。李鸿章领淮军到上海后，和冯桂芬“共事最久，知之最深。”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里的名言，说中国正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正是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的观点。李鸿章的种种“洋务”，也都是他的主张。1874年冯桂芬死后，李鸿章曾上疏，要求在苏州建立专祠纪念。 　　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虽是进士出身，可是驾驭三军，杀人无数，官做得再大，难掩有一股“痞子气”。翁同龢是常熟人，属苏州，状元出身，一门显赫，温文尔雅，深文周纳中藏着玄机。这两种人常常搞不到一起，翁常熟不喜欢李合肥，个人秉性不同很重要。李鸿章如何的“痞”，可以举一个例子。那年，给同治皇帝办丧事，满人中堂灵桂的舆夫把轿子停在大堂。李鸿章的舆夫不服，说： “此我们中堂停舆处，尔何人敢停？”对方说：“我家亦中堂，且满中堂位在尔中堂上。”这边又说：“非我中堂，尔中堂尚有今日耶？”言下指大清朝全靠了李鸿章的维持，否则满洲人早就完了。下人们很快把争端提升到“满汉相争”的高度。仆人动粗，李鸿章也不文雅，双方要打将起来的时候，李鸿章的发话很是 “痞子腔”：“让让他，让让他，不要惹动癫狗乱咬人，不是玩的。”“癫狗” 是谁？满洲大人们嘛！他怎么敢？ 　　合肥李的“痞子腔”，是他自己透露的。就在1896年的贤良寺里，吴永记录了他经常和客人讲的一段旧话，几乎承认他的外交手段，就是和外国人胡搅蛮缠，用他的话，就是打“痞子腔”。当年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斩了20个闹事民众，抵偿了20个被杀的外国领事、传教士和商人的性命，派了当事人崇厚到法国道歉。曾国藩对外国人以诚相待，朝廷内外却是一片非议，大骂“卖国”。北洋鼎沸，连湖广会馆里他的题匾也被砸了。清廷不得已调他下南洋。由李鸿章北上，接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掌管外交。交接之日，师徒俩的对话非常精彩，可以抄录来作为李鸿章平生个性和外交思想的印证： 　　曾国藩：“少荃，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我今国势消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打配做何主意呢？” 　　李鸿章：“门生只是为此，特来求教。” 　　曾国藩：“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 　　李鸿章：“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盖皖中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 　　曾国藩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徐徐开口说：“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 　　李鸿章急忙改口：“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 　　曾国藩捋须不已，久久才说：“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貃，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分，总是站得住的。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 总靠得住一点。” 　　李鸿章口口声声地表示：“我是要传他（曾国藩）衣钵的”，表示他不会象左宗棠那样叛出师门，另立山头。其实，李鸿章和曾国藩完全是两种德性，两副脾气。比如说，对于象“汉奸”、“卖国贼”这样的骂名，曾国藩本着一个“诚” 字，诚惶诚恐，很难承受。“天津教案”后，曾国藩被人痛骂，“外惭清议，内疚神明”，郁郁寡欢了一年多，死了。相反，李鸿章顶了三十多年的“卖国贼” 骂名，仍然我行我素，没心没肺地活着。曾国藩曾经说他的用人之道，说用人要防“二气”，一种是湖南人的“土气”，另一种江浙人的“官气”。李鸿章这个人，既不是“土气”，也不是“官气”，他这个合肥人是“痞子气”。 　　历史表现为个人恩怨，但又不能归结为个人恩怨。李鸿章的敷衍粉饰，就在于他每每把“同光中兴”的失败，都归结为朝廷中央的政敌们滥施恩怨。他们把湘、淮军督抚们在各地举行的“洋务运动”的艰难曲折，都归结为朝内保守势力的阻挠，这是曾、李一派人物的惯常说法，是他们集团内部的共识。曾国藩曾有一通《复李中堂》，其中说：“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有识者虽知战不可恃，然不敢一意主和。”书中提到的“君子”，就是指在朝中都察院“清议”的御使大夫们，“主战”派的首领就是翁同龢。他们总是催促说，“练兵”几十年的湘淮新军应该上阵“试枪”了。湘淮军将领们则保守实力，不愿开战。对于这一点，李鸿章说的很清楚，中央这样做，是针对李鸿章尾大不掉的权力。为了约束湘淮军的军权，中央时时掣肘。李鸿章在《与郭嵩焘书》，暗叹苦襟地说：“都中群议，无能谋及远大，但以内轻外重为患，欲收将帅疆吏之权。” 　　曾国藩、李鸿章都简单地认为“言官”们只读书，不做事，不懂“洋务”，专门与他作对，使他们的“同光中兴”毁于一旦。把“洋务运动”的失败，归结为“保守派”的顽固，这样的说法，为很多人接受，其实似是而非。最不能解释的就是翁同龢、张之洞、张謇等人的洋务主张和实践一点都不逊色。“洋务派” 的首领们虽然求“变”，但都没有很好的想过，中国的制度出了大问题。 　　1864年，李鸿章给总理衙门的信中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领了淮军以后，他换成了一副兵坯头脑，眼睛里除了枪炮，就是弹药。三十年过后，到了1896年，他基本上还是这种想法。中国的前途，是否有一条从制度上根本改革的道路，他们湘淮军集团和宫廷内部各个集团的矛盾症结在哪里，他没有仔细考虑过，也不作此想。 　　一年多前在日本马关春帆楼谈判《马关条约》，甫坐定叙旧寒喧的时候，日本的“改革之父”，李鸿章的老对手伊藤博文宰相以战胜者的姿态，得意洋洋地谈到日中两国的政治体制在 “明治维新”和 “同光新政”以后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伊藤假意奉承说：“日本之民不及华民易治，且有议院居间，办事甚为棘手。”言下之意是说李鸿章，你们专制政体，权力很大，谈判可以说了算。不象自己在日本，民主政体，有议会里的议员们牵制着，回旋余地不大。李鸿章可能知道这是伊藤博文在利用日本议院民主政治和他讨价还价，争取有利的谈判地位。但是，他不明白伊藤博文还是在炫耀他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成就，有了中国没有的 “三权分立”民主政体。李鸿章落入圈套，本能地说：“贵国之议院与中国之都察院等耳。”李鸿章在伊藤面前又一次暴露他和都察院的“御史”和“言官”们的纠纷，也暴露了他对现代政治的无知。他还是把“清流党”否定他的和议计划，搁置他的洋务预算，都看作个人恩怨，并不认为清朝的体制出了大问题。不料伊藤接下去就嘲笑中国政治的落后，指出清朝这次战败，正是在于“同光新政”缺乏日本那样力度的政治体制改革。他说：“十年前曾劝（中国）撤去都察院，而（李）中堂答以都察院之制起自汉时，由来已久，未易裁去。”伊藤博文洋洋自得于“脱亚入欧”的政治体制改革，李鸿章则还是怀抱着湘淮军体系崩溃后的个人沮丧，两副神情，完全是在两个不同层面上显扬。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以上谈话内容，被上海报人蔡尔康辑录成《中东战纪本末》，即刻发表在基督教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上。其中透露了很多李鸿章甘处下风的失态话语，诸如说到中国的“新政”施行不当，不如日本，李鸿章竟然会觍着脸说：“中国请尔（指伊藤博文）为首相何如？”伊藤博文也居然会大言不惭地说：“当奏皇上，甚愿前往。”中国人可以请英国人训练海军，可以聘美国人顾问外交。但是，请日本人来做首相，这种玩笑怎么也都开不起。李鸿章的“痞子腔”打到这份上，实在出格，自然引起中国读者极大的羞辱感。 　　名相功业的挫折 　　世界近代历史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十八世纪是“皇帝的时代”，世界历史由几个专制君主统治着。在法国是“太阳王”路易十四；在俄国是“改革家”彼得大帝；在普鲁斯是“开明专制”的腓特烈大帝；在中国就是完成了“满汉一体” 的康熙皇帝。然而到了十九世纪，历史一下子转变成了“宰相的时代”，宰相们大有作为。在法国是“第一执政”拿破仑（后来称了皇帝）；在奥地利是“神圣同盟盟主”梅特涅亲王；在德国是“铁血宰相”俾斯麦；在日本是主政“脱亚入欧”的伊藤博文；在中国，勉强能够被列入名相之列的就是“中堂”李鸿章。 　　历史上还有一种现象，一个时期的政治家往往集中出在一个地方的人群中。由于淮军在清末政局中的崛起，许多安徽籍将领，凭“子弟兵”的关系，从李鸿章处领到了各省督抚和知州、府、县的位置。清末政坛上，出自湘军的“湖南帮” 和出自淮军的“安徽帮”，与传统靠科举正途，苦读、考试和磨勘慢慢爬上来的 “江浙帮”形成文武对应，朝野呼应的局面。湘淮系里也有不少江浙籍的大幕僚，如丹徒马建忠、无锡薛福成等；翁同龢为首的“江浙帮”也包括有其他省份的士人，如南皮张之洞、丰润张佩伦等。同光时期官员的湘、皖、江、浙、直隶等地籍的分别是明显的，但也并不是绝对的。只是形成一定程度的地籍观念后，当事人也是更乐于从“地望”的角度看问题。 　　日本也有类似的情况。由于伊藤博文在日本政坛的崛起，他在关西的家乡，山口县长门地方（靠近当时中日谈判地点马关镇附近）出了一大批政治家，也都占据了日本政坛要津。1895年4月10日，马关镇春帆楼上，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举行第四次谈判，闲谈中李鸿章又莫名其妙地自摆了一个下风，奉承伊藤，有如下一段话： 　　李鸿章：“长门乃人物荟萃之地。” 　　伊藤博文：“不比贵国湖南、安徽两省所出人物。” 　　李鸿章：“湖南如贵国萨斯马，最尚武功；长门犹安徽，然不能比，所逊多矣。” 　　伊藤博文：“此次败在中国，非安徽也。” 　　这又是一段匪夷所思的对话。伊藤博文奉承中国的“湖南帮”、“安徽帮”，李鸿章又说人才所出，安徽不如长门。最后还是伊藤博文安慰李鸿章，甲午战争日本胜出，但是“安徽帮”不需要为全中国的失败担罪名，淮军将领们是在代表中国作战。中日两国宰相，固然是拿着各自的“地望”来开玩笑，轻松谈判气氛。但是，地方的帮派势力确实是中日两国政治格局中的真实存在，湘系、淮系，主持着晚清中国的军事和政治，这是很明显的事。 　　这番谈话表面轻松，拉扯各自的“家乡话”。但是这番说话，实在是切中中国政治要害。中央政权的地方化分割，是清朝政治的一个新问题。“湖南帮”、 “安徽帮”在“太平天国”以后的猛然崛起，导致了清朝政治的极大变数。象很多没落的王朝一样，清朝走过了“康乾盛世”之后，统治基础日渐薄弱。用200 万满人，加上蒙、汉八旗的少数人口，统治着一个庞大帝国，无论如何是不够的，必须往下层社会寻找新的支持集团。湘、淮军集团，是清朝不能不用，却又不得不防的大势力。 清朝入关时，“八旗”兵、“绿营”军横扫中原，马踏江南。占领中国后，他们是军政合一的统治阶层。“八旗子弟”在清中叶开始腐朽，被太平军一冲而垮。这时候，曾国藩、李鸿章领湖南、安徽地方民兵性质的“团练”，揭竿而起，死缠烂打，最终力挽狂澜，攻占“天京”，成为能够救清朝于不亡的主力军。战后，湘、淮军没有解散，全编制地转为清朝的正规军，分派到各省担任防务。在随后的“洋务运动”中，湘淮军用洋枪、洋炮、洋舰、洋操武装起来，直到甲午年间被打败。此后，又收拾败军，编练成伍，号称“新军”。1864年到1911年，清朝剿灭了太平天国后，就是靠着湘淮军，赖以维持了最后的不算短的四十几年。 　　从“无湘（淮）不成军”的现实看，剿灭“太平天国”以后，清王朝的依靠力量已经从满人八旗贵族阶层，全面转移到汉人地方士绅群体。大量汉族官员充作封疆大吏，更有象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功臣”进入中央决策层。军事上更是不得已地将防务大权向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湘、淮军拱手相让。西太后和光绪皇帝，“孤儿寡母”，几乎全是靠宫内外的一大群汉族官员士绅维持。问政于汉人，这固然是扩大了清朝的统治基础，但也是清朝满族人最放心不下的一个心病。 　　乾隆年以后已经渐渐消弥的满汉矛盾，在光绪年间又以非常微妙的方式潜滋暗长起来。满朝文武，除了大群的江南读书人之外，又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湖南、安徽将军。北方的满族将军们，对南方的“洋务”一窍不通，颟顸懵懂。有些守在东三省看管清朝龙兴之地的满洲将军，居然不知道南方在同治年曾经被汉人颠覆，这些人怎能依靠。现在，最高阶层的满族统治者需要担心，汉族大员们会不会有朝一日合起劲来，推翻满清，建立自己的王朝。这一点并非多虑。如果湖南人的“湘军”，加上安徽人的“淮军”，已经占据了江南各项税赋，再联络朝内外的官员，齐心协力，并且敢于放胆一搏的话，清朝就完了。 　　改朝换代，汉族人当皇帝，这个话题，湘、淮军大营里也不是没有议论过。《清代野史》记载“彭玉麟有革命思想”。当时曾国藩手下悍将，衡阳彭玉麟攻克安徽，大江南北都在湘军麾下。他列队江边，迎接曾大帅沿江东下。船未靠岸，就差仆人递上一封无头无尾的密信，内只十二字：“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据说当时曾国藩说的是：“不成话，不成话，雪琴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把信撕碎了，团起来，吞咽了下肚。湖南人劝曾国藩当皇帝，不止一人。湖南文人王闿运撰写《湘军志》，得罪湘军，当初他和湘军统领曾国藩谊兼师友。一日在大营中，两人隔案对谈，王闿运曾劝曾国藩自己当皇帝。据传曾国藩当时顾左右而言他，而帐中人事后在曾国藩积尘的案桌上，发现用手指写满了“妄” 字。曾国藩大约真的是不敢称帝，但他的手下和身边，有这种声音，终究传到了北京。1864年以后的西太后，确实有理由害怕在那群粗朴冲动的湖南人中，或者另一群因为军功而虚骄起来的安徽人中，新出一个洪秀全。 　　曾国藩从湘军中分兵，在上海建立淮军，树立安徽人李鸿章的威信，就有减轻西太后对他猜忌的意思。后来翁同龢的“清流党”支持左宗棠的“塞防”，对抗李鸿章的“海防”，也有分化湘淮军的意思。清朝的湘、淮军将领“拥兵自重” 的局势，连外国人也看得清楚。在上海，“洋枪队”的将领，美国人华尔 (Frederick Ward)，也曾在军帐中劝过李鸿章。劝说清朝已经无可救药，他自告奋勇去外国招兵买马，联络各国的外交支持，扩充“洋枪队”，请李鸿章当皇帝。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戈登曰：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耳。君如有意，仆当执鞭效犬马之劳。鸿章瞿然改容，舌矫而不能言。”戈登劝李鸿章当华盛顿，自己想当那个参加美国独立战争的法国人拉法耶特。但是，李鸿章也是用他的“痞子腔”，打哈哈地拒绝了。确实，1864年前后，清朝岌岌可危，充满了“改朝换代”可能性，要是曾、左、李联手抗旨的话，他们是可以取清朝而代之的。 　　曾、左、李忠心拥戴清朝，对此，西太后虽然常常感激涕临，但内心却不得不防他们。提防之策就是起用满人，进入要津。西太后任用自己的亲信恭亲王奕訢主持总理衙门就是第一策。“鬼子六”奕訢受到满贵们的妒嫉，但满人中如此公之能够任事的却绝无仅有。无奈，西太后就只能在汉人之中玩平衡。利用翁同龢等“言官”、“词臣”，组成的“清流党”，不断地参奏、弹劾地方大员，在中央牵制湘、淮军封疆大吏的行动。分化曾、左、李，利用“海防”、“塞防” 之争，拉拢湘、淮军旧将，效忠于西太后个人。种种伎俩，无所不用其极，这就是曾国藩、李鸿章在“洋务”活动中束手束脚，不能放手大干的主要原因。 “翁李之隙”开始表现为“清流党”和“洋务派”的矛盾，几十年里，为了各种大小事务，两派常常是对着干。在甲午战争的时候，翁同龢和光绪皇帝组成“帝党”，主战。李鸿章和西太后主和，人称“后党”。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使得任何变革现实的措施，都遇到很大的麻烦。高喊“同光中兴”、“振兴中华”的口号时，他们都没有分歧，可是对于具体的项目、帐目、人事和外事，争得不可开交。内廷说是，外朝说非；外朝说是，内廷说非，完全是历朝历代的“党争”形势。以至李鸿章在《与友人书》：“清议之祸，与明季同出一辙，果孰为之耶？”情况确实和明朝万历、天启、崇祯年的“党争”非常相似。李鸿章的“名相功业”不如伊藤博文，中国的变法、维新，始终不顺，原因就在于清朝不正常的政治格局。 　　评价李鸿章 　　从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被剿灭，到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失败，清朝有三十年的相对稳定时期。这个王朝看上去还能维持，局部地区和某些方面还有些新气象，史称“同光中兴”。他在同光之际日益尖锐起来的满汉矛盾中，一直维护着清朝。1896年，“中兴”大业已经凐灭，息影家中的李鸿章还想帮着满清接续香火，却忽然被抛出政治权力的中心，权势全无。“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梁启超语）。从一个人能够看到一个民族的四十年，这样的人物，后人们无论如何也是应该重视，不能忘记的。遗憾的是，对于李鸿章至今并没有一个比较公正的评价。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关系到李鸿章的地方很多。历史学家有评判特权，而学者们本能地喜欢用评价的态度做学术研究。更通常的是，学者往往会把自己的研究对象不分主客地与自己的好恶混在一起，把当时人们的纠纷和后来人们的意识形态纠缠在一起，结果越研究越糊涂。“汉奸”、“卖国贼”是当时“清流党” 和“帝党”的谤议。后世学者又用民族主义理论，编织了一顶“反动派”的帽子；二十世纪中国新的“改革、开放”运动展开以后，十九世纪欧美政客们封给李鸿章的“中国改革家”的桂冠，又渐渐地戴回他的头上。其实，政治人物的评价是不能脱离政治环境的，政治人物的个人品行，个人恩怨，只要无关大局，是相对次要的。比如我们可以津津乐道地说：“曾国藩是伪君子，李鸿章是真小人。” 但这种品评对我们理解晚清历史，并无太大的帮助。要探究清朝历史误入歧途的根源，还是要回到那个环境中。 　　一定要评价，还是梁启超的评价比较中肯。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去世。 12月26日，梁启超草就了一部《李鸿章传》，他说李鸿章是：“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日责人昧于大局，而己于大局先自不明；日责人畛域难化，故习难除，而己之畛域故习，以视彼等。犹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也。……吾故曰：李之受病，在不学无术。故曰：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李鸿章既以“洋务”与西太后、光绪皇帝、翁同龢师傅，以及众多分分合合的“言官”、“词臣”们周旋，同时他自己也是被满清王朝玩弄于股掌之上。梁启超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同光之际的问题，不是李鸿章才干不堪大任，也不是李鸿章私心有所贪得。而是同治以后纷乱的政治格局不同于对岸上下一心，“尊王攘夷”的日本。在表面各种舆论集团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满汉矛盾，西太后对“曾湘李淮”的拉拢和猜疑，注定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只能以艰难地进一步，轻易地退两步的节拍前前后后。 一八九六年底，李鸿章要退出政坛的消息，在国际社会不胫而走，最失望的莫过于美国人。刚刚三个月前，李鸿章作为美国历史上接待的最高规格的中国贵宾，受到了极其隆重的接待。他们称之为“李中堂”，连带的头衔还有“清国总理”、“外务大臣”、“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为人臣子，李鸿章已经做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美国人想当然地把这样的权势者当作中国的脊梁，美国的朋友，今后谈判的对手，指望他能够成为美中关系的推动者。不惜赞美之词的美国人，还在《纽约时报》上给了李鸿章好几顶封号：“军事家”、“政治家”、“金融家”和“外交家”。这样的评价，其实是掺了水份的评价。这不是单给政治家个人的，而是给清朝加油，给中国打气。 李鸿章死在一九Ｏ一年，死在“义和团”之后北京的愁云惨雾中。拖着79岁的老病之躯，四方奔走，八方哀求。九月七日签定了《辛丑条约》；17日把八国联军送出城；十月六日把逃到西安的慈禧太后迎回宫；十一月十七日，他就撒手人寰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代枭雄——李鸿章在北京死了。李鸿章的身子死在辛丑年，他的事业却早在甲午年就死了。一八九五年，李鸿章的“中兴梦”、“强国魂”，就已经在“黄海之战”中灰飞烟灭了。余下的几年，洋务干将一个个凋零，朝政一点点起色都没有。最后是北方拳民和愚昧满人一起胡闹到不能收拾，才又一次请出李鸿章。 辛丑时，李鸿章出山谈判，和老“清流”张之洞共担危局。他已经没有力气和他的老政敌争论了，遇到分歧，他只息事宁人地说：“香涛（张之洞）作官数十年，犹是书生之见耳”。张之洞还是不依不饶，反唇相讥地说：“少荃（李鸿章）议和二三次，遂以前辈自居乎？”这两句对话，随口说来，反成绝对，是非常工整的“对子”，清末社会传为佳话。今天看来，时至一八九六，清朝“自强”无门，跌入深渊；无奈而战，战而不胜，最后只能“议和”，这场四十年的大结局，全社会要负责任。把全部责任都推由李鸿章来承担，骂他是“汉奸”、“卖国贼”、“投降派”，别人都没有份，卸掉了自己的责任，这种评价，确实是太过分了。

转自：《二闲堂文库》

　　

义和团：中国一百年的阴影 作者：佚名 对于义和团运动，我相信很多人和过去的我一样知之甚少（确切的说只知道教科书上的几句评语），也不会认为这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不过，在现在这个一切都在发生着剧烈变化的年代，回过头去省视一下一百年前那个同样发生着剧烈变化的年代，无疑会对我们产生帮助。就如先哲们曾经预言的那样：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 一、义和团的起源 在当时的中国能够进入内陆地区的只有传教士，而义和团运动仇恨的一个重要目标正是教会组织。教会在中国吸纳教众引起了当地人的很大不满，这里面固然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传教者中间良莠不齐，不过就以几个传教士的能力，又能做出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来呢，为何能够掀起这么一场巨大的排洋风潮？ 回顾当时发生的“教案”，绝大多数并非利益冲突，而是思想冲突，当时的中国人指责洋人的宗教是宣扬“无君无父”，还有妇女若是信教则被视做“伤风败俗”之事。比如1875年元月，荆州教案，旗营妇女诵经，被其夫逼杀。 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的对立是造成后来仇洋情绪泛滥的根源。除此之外，当时人们的无知和愚昧也是造成这种敌视情绪的重要因素。比如通过自己的想象虚构一些现在看来极其荒谬的“洋鬼子罪行”： （洋）银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国人死，无取睛事，独中国人入教则有之。……（洋人）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反洋教书文揭帖选》9页） （北京西什库教堂）墙壁，具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手持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义和团）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又兼教堂有老鬼子在内，专用邪术伤人，固难取胜，反多受伤。（《庚子记事》28页） 在当时广为流传的义和团揭帖中记载了众多类似这样的控诉洋教的文字，经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人们不会相信这一套，不过当时的义和团自己也到处开坛做法，人们自然深信不疑。 义和团运动于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攻打教堂，反洋教。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 二、义和团的兴旺 如果说这种极端情绪只是在民间的话，那还不至于惹出什么大麻烦。不过很不幸的，这股力量卷入了一场更加巨大的政治斗争之中并被迅速催生成更为可怕的政治运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慈禧通过政变重新实行训政。但慈禧对于屡屡反抗自己意愿的光绪皇帝仍然非常不满，打算另立新君，不料各国公使都喜欢光绪的开明，联合起来反对，慈禧只得作罢。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慈禧召集群臣，宣布封端郡王载漪之子为皇子，再次试图废光绪，两天之后，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等1200余人发电报反对废立，称“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慈禧一心要废光绪，但又被洋人打得怕了，就在此时，端郡王向其推荐了义和团，说他们可以到枪不入，不畏洋枪洋炮。 义和团原本在山东声势最为浩大，原因就是山东巡抚毓贤纵容当地义和团攻击教会，直到后来他们闯了祸（杀死了洋人），惹的外国公使问罪，清廷才罢了毓贤的官，将其召回京城，改派袁世凯去当山东巡抚。袁到了山东后毫不留情的镇压，当地拳民纷纷逃往直隶京津一带。再说那毓贤到了京城，到处向王公大臣们吹嘘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当时京城中顽固派势力的代表端郡王、庄亲王和大学士徐桐如获至宝，鼓动慈禧利用义和团来对付洋人。说起这个徐桐，后来鲁迅曾说他“只知道世界上有英格兰、法兰西，却不知葡萄牙、西班牙，认为那是洋人要得太多不好意思了，所以才编出来的”，而这位徐中堂正是后来义和团的实际指挥者。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慈禧派军机大臣赵舒翘等前往涿州、良乡宣抚义和团。该月二十日深夜，有人送了一份洋人的照会给荣禄，要求慈禧立刻归政于光绪。二十三日，清廷召开会议，决定宣战。后来慈禧才发现原来那份照会是假的，是端郡王为了让自己儿子当皇帝所使的激将法，但为时已晚。次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崇文门大街被戕。清军及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及西什库教堂。二十五日，清廷正式下诏与各国宣战。 六月起，义和团大规模进京，其强盗本性才真正暴露出来。抢教民之财物是常事，坐地卖所抢之物亦有之。他们称"所烧皆奉教之家，并未延及良民。"（《庚子记事》第13页）在义和团的逻辑中，凡是信了教的中国人全都该杀。7月15日开始，义和团进攻聚集在宋家河的三千多名教民；三天后陈泽霖又带2500名新军加入；到20日，义和团用炸药包炸毁围墙攻入，杀死了所有做最后抵抗的修女，然后对困在教堂中的1000名男女老少施以焚烧，只有五十人从窗口逃出；加上被陈泽霖带回北京的、被义和团卖为奴隶的、夜间逃出的，只有五百人幸存。 义和团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他们经常随便找一家大户人家，指其“里通外国”，然后冲入家中洗劫一空。因为义和团仇视一切育洋人有关的东西，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对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明言打杀，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 由于义和团是“奉旨造反”，其威势无人能匹，他们甚至胆大到冲进紫禁城去捉拿光绪这个“头号卖国贼”，结果被慈禧骂了出去。其他大小官员，外国使节，更是不放在他们眼中。本来洋务大臣李鸿章也是义和团的目标，不过他倒是有先见之明，提前讨了个两广总督的差事避难去了，直到后来慈禧逃出京城之时下旨让他全权负责收拾残局。 三、义和团的衰亡 义和团的衰亡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刀枪不入”的神话在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约20000人的“八国联军”面前彻底破灭了。可笑的是，八国联军已经打来了，义和团却还仍然热衷于烧教堂、杀教民的运动，甚至于为了保私仇，天津的义和团还从背后攻击正在抵抗八国联军的清军聂士诚部。 六月十二日，慈禧调两广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办理对外交涉。十八日，八国联军陷天津。二十七日，主和派官员许景澄、袁昶奏劾大臣信崇邪术，误国殃民。七月初四日，慈禧将许景澄、袁昶处死。十七日，又将同样为主和派的徐用仪、立山、联元处死。二十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次日，慈禧与光绪帝出北京西奔。 这场运动最终以签订辛丑条约告终，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每人为义和团陪一两银子，同时俄国还趁机占领了东北。 四、后世对义和团的看法 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说：“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 蔡元培在1916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华工学校讲义》） 李大钊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1日）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陈独秀在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一文，更是全面分析了义和团运动在五个根本方面反时代潮流的特征，陈独秀最后总结说：“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甚至于，闻一多谈到自己从支持国民党到支持共产党的转变时说，因为蒋介石1943年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要大力弘扬八德四维等中国传统文化，他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八年的回忆与感想》） 可见就在义和团之乱的几十年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者们对于义和团的认识有着惊人的相似。 五、登上神坛的义和团 义和团被美化甚至神话是在文革时期，当时提出了"在甚么场合对义和团采取甚么态度，如何评价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仅成了衡量人们是否坚持党的路线的唯一标准，而且更广泛的意义上，成了估量人们是否忠于革命，是否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甚至成了评估人们是否对祖国忠诚的唯一标准。"（[美]柯文《有争议的往事：作为历史与神话的义和团》，论文集） 《文汇报》1967年4月14日发表的《赞"红灯照"》（《人民日报》4月17日转载）是当时评"红灯照"的第一篇文章，主要的观点就是要保卫文革及其化身红卫兵，而反对头号敌人刘少奇。这篇文章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对义和团和红灯照持甚么态度是衡量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试金石。在这一年的4月份，《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分别整版刊载红卫兵颂扬红灯照的文章和历史学者整理的义和团史料。当然其中不包括关于义和团降神附体、"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把板凳当马骑、高粱叶当刀"等迷信的东西。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论愚昧、偏激的程度能够与义和团相提并论的，也只有文革。在这场破坏性更甚义和团的十年运动中，义和团运动被戴上了“反帝”、“人民运动”等光环，更成为“造反有理”的佐证。 六、回首再看义和团 由于种种原因，直到现在义和团仍被冠以“反帝爱国运动”的美名。不过，这个“反帝”的头衔实在是太过牵强，因为他们分明就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反洋”，而且是反对一切与洋有关的东西，包括铁路、轮船、电线杆等等。至于“爱国”更是何以见得，光是被他们杀死的国人数量还远在洋人之上，最后还害的中国人又受一次耻辱，说“害国”恐怕更为确切。 以今天的观点来看，西方列强既给中国带来了先进文明，同时也用武力侵占了中国人的利益。纵观整个义和团运动，他们从未着眼于收回被占领土等合理要求，他们要求的是彻底拒绝西方文明，完全回到因循守旧的老路上去。相比之下，义和团与文革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同样是平民百姓的极端排外情绪被官方鼓励，并被用于政治斗争中去；同样是用愚昧取代科学；同样是盲目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中国的大门被列强用枪炮打开之后，随之而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思想。其中一种提倡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包括科学、制度等等，另一种则反对对现状做任何改变，这两种不同思想的代言人就在短短几年中各自登上了一次历史舞台，并且都以失败告终。这两者哪个更先进是不言而喻的，不过直到陈独秀提出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后，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才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广为接受。 义和团虽已是百年前的事情，但义和团的阴影却从未从这个国家的上空散去。在这个时候，重新审视中国曾经走过的那一段真实的历史，无疑是有着借鉴意义的。

转自：《二闲堂文库》 　　  

      党和政府对此次地震的反映可谓异常迅速，体现了高度的信息透明，没有象从前在灾害面前的遮遮掩掩，不管是对灾情的直接报道，对救援情况的全程报道，对接受外来援助的高效反映和衔接，都使人眼前一亮。这是中国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对外交往不断扩大，容入世界主流文明不断加深的体现。使我们对今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有了更大的希望和期许。在经历了SARS，雪灾和即将到来的奥运，中国正在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体现其做为大国所应具有的胸襟和能力。

       地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地震我们不知道真实的情况，不了解伤亡情况和救援情况。可喜的是这次我们看到了不管是从普通民众还是党和政府的高层都对此次灾害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付出，捐款数字的不断上升，志愿者数量的难以估量，另外党和政府的高层能迅速深入抗震一线也和西方民主国家领导人对待灾害的处置完全一样。地震震出了在中国久违的对生命的尊重和保护，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愿这样的精神能在以后对待诸如公民的基本权利，农民工工资，弱势群众救助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地震后高度的信息透明为政府赢得了很高的赞誉，也对今后处理公众事件提供了难得的经验，类似过去封锁，堵塞消息的做法，今后应该如何做，党和政府应该比谁都清楚。希望经过这次地震的洗礼，今后在对待公共事件，宗教事务，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案件，涉及全民所有或者集体所有的财产的处置等等和人民切身利益相关的方方面面，让当事人知情，让人民知情。只有这样才能构建和谐社会。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我们祖先都明白的道理，到了这次才被我们的政府所接受。

      但是透过救灾，面对大量的救灾物资，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让人愤慨的事情，从最近中纪委监察部和各级政府发布的文件中强调要防止救灾物资被挪用，私分，想想过去在救灾物资和各种针对灾民和弱势群众发放的财物中，不时有消息传出，说物资和财物被私分，被变卖，还有的发放物资还要向被发放者收取等价的或者超额的金钱和实物。我们可以反向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救灾物资从来没有被私分和变卖，那么作为政府发这样的文件岂不是多此一举，可见这样的事情是发生过的，而且从发文机关的级别也可以看到，这样的问题并不是孤立的和罕见的。让我感到不可理解的是，对救灾物资都要贪污，都敢贪污，那么在平常的工作中，不受监督和限制的权力对公共财产的贪污可以想象是多么严重。对这些人我想用最恶毒的语言进行咒骂，希望他们都能得到法律的制裁。但目前我们面临的是结构性也可以说是制度性腐败，不对我们现在的制度进行大范围的改革，还妄想用加强思想教育的方法，用杀一儆百的方法去打击腐败是收不到实际的效果的。只有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就象去超市买东西付帐时，用收银机监督收银员一样去监督政府权力。同时开放对公权力的监督渠道，强制权力行使的透明。这样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

       愿我们的国家朝着政治民主，新闻自由，司法公正的方向不断前进。愿我们这些普通的公民能够在中国这片自由的土地上自由呼吸。

引用

映山红 的 [转]人间有三苦三乐

佛家有语，人间有三苦。
　　一苦，你得不到，所以你痛苦。
　　二苦，你付出了，得到了，却不是你想要的，所以你痛苦。
　　三苦，你轻易放弃了，后来却发现原来它很重要，所以你觉得痛苦。

佛家另有语，人间有三乐。
　　一乐，你得到了，所以你快乐。
　　二乐，你付出了，得到了，它是值得的，所以你快乐。
　　三乐，你很快的放弃没有必要的负担，所以你快乐。　　

一般情况而言，得是乐，失是苦。但有时得并非真乐，失亦非真苦。

时机若已改变，得会转变为苦，失会转变为乐。

引用

映山红 的 养生一字诀

 

晨起一杯水，到老不后悔。
常吃一点蒜，清毒又保健。
多食一点醋，不用上药铺。
多吃一点姜，益寿保健康。
每天一只果，老汉赛小伙。
乱吃一顿伤，会吃千顿香。
饭前一碗汤，胜开好药方。
饭后一支烟，损胃又伤肝。
多练一身功，老来少生病。
练出一身汗，小病不用看。
干净一身轻，不净百病生。
一药一个性，乱服会丧命。
无病一身福，有财万事足。
要活一百多，心胸常开阔。

　　地震，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没有预兆，一切都那么突然，那么真实和残酷。看着死亡人数的不断上升，虽说一个也不认识，但那么多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被死神夺走了，在自然面前，人的生命真的很脆弱，对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来说，真的应该好好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好好珍惜身边的一切，毕竟活着是最真实的，不要再无限制的向自然去索取满足人类享受的东西了，那样是会遭到“报复”的。对那些遭受地震打击的人，祝愿他们能早日脱离险境，开始正常的生活（也许永远也不可能了）；对那些死去的人，愿他们安息！！！

超越宗教的大智慧

出处：南怀谨：《金刚经说什么》 文章加入时间：

　　今天要讲的金刚经，在中国文化中，金刚经是影响非常大的一部佛经。千余年来，不晓得有多少人研究金刚经，念诵金刚经，因金刚经而得到感应，因金刚经而悟道成道。金刚经是佛经典中很特殊的一部，他最伟大之处，是超越了一切宗教性，但也包含了一切宗教性。我们研究金刚经时，不能将它局限于佛教的范围，佛在金刚经里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这就是说，佛认为古往今来一切圣贤，一切宗教成就的教主，都是得道成道的；只因个人程度深浅不同，因时、地的不同，所传化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
　　金刚经的这一个重点，彻底破除了一切宗教的界限，它与佛教一部大经──华严经的宗旨一样，承认一个真理、一个至道，并不认为一切宗教的教化仅限于劝人为善而已。在座的诸位先生女士们，大概也各有不同宗教的信仰，我们今日研究金刚经，先把自己观念意识里宗教的界限和形式放在一旁，然后再来研究金刚经的要点与精神，这样才会得益。
　　在所有的佛经，以及后世菩萨高僧大德们的著作中，金刚经在学术的分类上，归入般若部，所以叫做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什么叫般若呢？大致上说，大智慧就叫做般若。因为过去翻译佛经的原则是观念不完全相同的字不翻，宁可译音再加以注解。就像现在中西文化交流，遇到翻译气字（气功的气，修道的气）就不能翻，因为不能译成瓦斯，也不能译成空气，或其他的气。由于外文每一个气都有一个专有的字，而中国字欲不同，气字上面多加一个字意思就不同了。空气、煤气、电气，就是人发脾气，都是气字上面加字不同而有异，所以单独一个气字只好翻音，然后再加注解。当时般若不译成大智慧，也是这个原因。
　　所谓般若智慧不是普通的智慧，是指能够了解道、悟道、修证、了脱生死、超凡入圣的这个智慧。这不是普通的聪明，这是属于道体上根本的智慧。所谓根本的智慧，也是一个名称，拿现在观念来讲，就是超越一般聪明与普通的智慧，而了解到形而上生命的本源、本性。这不是用思想得到的，而是身心两方面整个投入求证到的智慧。这个智慧才是般若。所以「智慧」两个字，不能代表般若的整个含义。
　　般若这个智慧包含五种，就是所谓的五般若，第一种是实相般若，第二种是境界般若，第三种是文字般若，第四种是方便般若，第五种是眷属般若。五种的内涵就是金刚般若。

　　实相般若

　　实相般若就是形而上的道体，是宇宙万有的本源，也就是悟道、明心见性所悟的那个道体。在佛学的文字上，悟道就是见到那个道体的空性，叫做实相般若，属于智慧的部分。我们聪明只是意识部分，局限于现有的知识范围，以及现有的经验与感觉想像的范围。真正的道体是不可思议的，是不可以用我们普通的知识意识去思想、讨论、研究的。大家要注意！他并没有说不能思议啊！
　　「不可」是遮法，遮住，挡住，不准看，不可以用普通的知识、意识去推测、去思想道是什么。假如实相道体能够用思想得到的话，那还是属于妄想意识的范围。所以说不可思议，并不是说不能思议；因为这是修持求证的境界，不是思议的境界。
　　到了后世禅宗，讲一个道字，无所在，无所不在，很难表达。如果讲一个佛字，又带了一个佛的观念。虽然有时侯佛法里头，佛字就代表了这个道体，但是一般人一听到佛，脑子里马上想到大殿上那个塑得发亮发光的佛像，不免又著相了。所以，唐宋以后，禅宗乾脆不用道，也不用佛，就是这个，这个就是那个，那个就是这个，反正都是代名辞而已。华严经上说：叫它道也可以，天地也可以，上帝也可以，神也可以，主也可以，佛也可以，真如也可以，涅盘也可以，说了一大堆，一百多个名辞，反正这些都是代号，代表实相般若道体。世界上很多人都追求这个东西，找到了这个东西才认识了自己生命的本源，所以，实相般若是属于般若中最根本的。
 
　　境界般若

　　这些年来，有许多外国同学研究如何翻译境界两个字，我说假使翻成外文的话，勉勉强强可翻译成现象，但是那仍属于自然界的观念。境界就是境界，只能加注解，很难翻译。譬如修道见道的境界，药山禅师就讲：「云在青天水在瓶」，这是很自然的，天上的云在飘，水在瓶子里，摆在桌上，一个那么高远，一个那么浅近，这就是个境界。又譬如唐人诗说：「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
　　我们常在讲悟道，或者般若的部分时，就会引用到这两句话。天上的月亮只有一个，照到地上的千万条江河，每条河里都有一个月亮的影子，就是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的晴空，如果没有一点云的话，整个的天空，处处都是无际的晴天，所以万里无云万里天。这是一很好的境界，很多禅师们因这些境界而悟道。
　　有一个和尚住茅蓬的时侯，就写了一副很好的对子：「万里青天开笑口，三间白屋竖拳头」。
　　像弥勒菩萨一样，哈哈大笑，就是我们喜欢塑的一个咧嘴笑，大肚子的和尚，悟了道，什么都空掉，什么都喜欢。三间白屋就是三间空空洞洞的白屋，自己在那里海阔天空。像这一类的文字，就描写一种境界，但也并不足以代表悟道那个境界。我们的人生随时有境界，痛苦的时侯想到那些痛苦，痛苦还没有来的时侯，脑海中又随时出现痛苦的威胁，这是苦恼的境界。高兴的时侯，又越想越得意。尤其年纪大的人，不大喜欢想未来，因为前面的路程太远了，没有力气走了，专门回头想少年时代的事。有时侯自己坐在那里想起来，还摇个头笑一下，回味那个境界。这些都属于境界，所以境界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
　　此外，一个人修道，或者读书，一步有一步的不同境界。像一个学艺术的人，今天有了一个新的灵感，或者画一张画，特别有一种心得，就是有它的境界。一个做水泥工的，今天突然一砖头下去，用水泥一抹，特别平，心里头很舒服，原来这样砌才好，这是他做水泥工时侯的境界。所以，境界包含一切境界，修道人有一分的成就，境界就有一分的不同，有两分的成就，就有两分的不同。换句话说，人修到了某一种境界，人生的境界就开朗到某一种程度。
　　至于我们没有修道的人，有什么境界呢？也有境界，就是一切众生所有的苦恼境界。如古人诗中所讲的：「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在愁中即病中」。
　　这是普通人生的境界，不是烦恼，就是病痛，或者是衰老了，眼花了，头发白了，这就是人生苦恼境界。所以古人说：「学佛乃大丈夫事，非帝王将相所能为。」因为他的境界、气派、胸襟与众不同。这种不同的境界从那里来呢？从实相般若而来，是道体上所产生的，自然而来的。因此，真悟道的人，智慧开发是无穷尽的，佛学的名辞叫做无师智，也叫做自然智。自己本有的智慧仓库打开了，不是老师传授给你的，是你自己固有的智慧爆发了，天上天下，无所不知。这就是境界般若。

　　文字般若

　　我们晓得，文字本身就具备了智慧，文字也就是言语；因为把我们言语记录下来，就变成了文字。中国人的言语思想符号就叫做中文，英语系统人的言语思想符号就是英文，其它法文、德文、俄文，都是代表他们的思想、言语的记号。文字有它的境界，我们大家都读过书，都认得字，可是很少有人变成真正的文学家；因为优美的句子出不来，没有文字的般若。有的人出语成章，话一讲出来就是文章，每一句话都很优美，很漂亮，因为他有文学的境界，有文字般若。
　　金刚经在中国，为什么那么吃得开呢？是鸠摩罗什的文字般若所造成。他翻译了很多经典，其中金刚经以及法华经，影响中国文化极大。尤其它文字的格调，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种特殊优美、感人的佛教文学。此外还有维摩经的文字，也都很特别，是另创一格的文字意境。后来玄奘法师等人的翻译，在文学境界上，始终没有办法超过鸠摩罗什，这就是文字般若不同的原故。
　　所以同样的读书学文字，并不一定能够成为一个文学家。同样的修道，有些只能够成为修行人，而不能够成佛，这与文字般若是绝对相关的。清朝有位历史学家赵翼，也是大诗人，大文豪，他晚年写了三首有名的诗，其中有一首说：
　　　　少时学语苦难圆　　只道功夫半未全
　　　　到老方知非力取　　三分人事七分天
　　他说，年轻的时侯学讲话，讲不圆满，自己以为学问功夫还没有到家。到年纪老了才知道，学死了也没有用，因为努力只有三分，天才就要七分。不过这是指普通人而言，据我所知所见，有几位大和尚，并没有读过书，也没有上过一天学，一个字也不认识，悟道以后，诗好、文好、样样都好，那真是不可想像。
　　八十年前我的老师见过一个和尚，本来是一个剃头师傅，挑个担子在乡下到处走，在满清的时侯，剃头的孩子不准参加考试，限制极严。可是这位剃头的大禅师悟了道，什么都懂，无所不知。他也有一个庙子，是方丈圆寂时侯，护法给他的。有人叫他杨和尚，有人叫他杨剃头。一般读书人去考他：杨和尚我有句话忘掉了，你看是出在那本书里？他说：这在第几页那一本书嘛！我老师年轻的时侯很调皮，故意去问他红楼梦上一句话，他都能回答得不错，那怪极了。有一个很有钱的人抽鸦片，想戒也戒不掉，后来只有去求这个杨和尚，杨师父啊，你来帮我剃个头。剃头的时侯鸦片烟瘾发了，鼻涕、眼泪直流，很痛苦，这位杨剃头在他背上拍了一下说：「脱了！」就是解脱，头也帮他剃好了。从此以后，这个人也再不抽鸦片了。
　　这些是讲文字般若，在悟道以后自然发生，不是凭我们的聪明来的。聪明是想出来的，想出来的没有用。悟了道的人，他的记忆力也特别高，不光是年轻的事想得起来，前一辈子读的书都知道。这个话，你们诸位听了，大概觉得很稀奇，的确有这么一回事。所以苏东坡有一首诗说：「书到今生读已迟」。要读书要早读，这一辈子的书是为来生读的。悟道的时侯，过去千万生读的书都会搬出来，就是因为般若智慧都出来了。学问好的人记忆力强，一目十行；不会读书的人，一个字一个字抠。有人看书，眼睛一瞄，这一页就过去了，一目十行，日记千言，到老而不衰，甚至老了记忆力更强。当然，这必须要定力，要般若的智慧才行，这就是文字般若。

　　方便般若

　　佛经上经常讲方便，假使我手里没有纸，请你给我一张方便方便，这可不是佛学的方便。东汉的霍光大将军，是大元帅，也是大宰相，东汉一代的天下，是他扶正的。可是历史批评他四个字：「不学无术」，说他读书太少，处理国家大事，在知识见解上，没有恰当的方法，所以是「不学无术」。
　　术，不是手段，一个有学问有道德的人，要教化别人，自然有他无师自通的方法；做人做事，也自然有他高度的艺术。譬如说看佛经，他能够用特殊的一种方法，把难懂的立刻就懂进去，最难表达的东西，他用一种方式表达出来，别人一听就懂了，这就属于方便般若。
　　我们都看到过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一千只手，每一只手中有一只眼睛，头上有三只眼睛。这位菩萨代表什么呢？一个人有一千只手，一千只眼睛，你说这个人办法多不多？当然很多。所以要真正做到大慈大悲，要具备有千手千眼那么多的方便方法才行。像一个会魔术的人，随手抓一个东西，都可以变一个魔术，这就是方便般若。
 
　　眷属般若

　　眷属般若是跟著悟道的智慧而来的，佛学名辞叫行愿，用我们现在的观念来说，是属于行为方面的。也就是说，自然发起道德行为，一个人自然就成为至善的人。所谓眷属就是亲戚、朋友、家人等亲眷。
　　般若的眷属又是什么呢？我们都晓得佛学讲的六度，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一个修持的人，如何布施，如何守戒，如何忍辱，如何做到禅定的修证功夫，然后才能大彻大悟而成佛。所以在般若的前面，就有这五个相关的眷属，也就是五个行愿，称为眷属般若。关于这方面，我暂时不作详细的报告，因为金刚经的本身内容，就提到了这五样事。
　　现在我们已经晓得般若所包涵的内容这样多，没有适当的字可以翻译，所以只能译音了。般若的内容，包含了悟道之愿，换句话说，这个修道的道愿，本身就具备了这么多的内容。

　　无坚不摧

　　现在我们手里的这本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为什么在般若上面加了金刚两个字呢？金刚，在金属之中最坚固，就像金刚钻一样，能破一切法。也可以说，能建一切法，而且无坚不摧，所以叫金刚般若波罗密。金刚经有五六种不同的翻译，我们惯用的是鸠摩罗什翻译的这一种。有的翻译，上面加「能断」两个字，意思是能断世间一切苦痛、一切烦恼，而成圣成佛。所以称为「能断金刚般若波罗密」。可能鸠摩罗什认为，这种能断的精神，已经包含在经文里了，所以经名不需要特别再加上去。
　　所谓「波罗密」，一般的翻译就是到彼岸，有些最后加一个多字，成为般若波罗密「多」。这个「多」字是尾音，现在的音来念，就是摩诃般若波罗密多，拿古代的梵音念，就是摩诃般若波罗密「达」。「多」就是「达」的音。我们大家惯念的二百六十个字的摩诃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常常有人把它称为「多心经」，因为西游记上，把这两个字与上面切断了，变成多心经。
　　现在我们讲的这一本经，如果照含意来说明经名，就是：能断一切法，能破一切烦恼，能成就佛道的般若大智慧，脱离苦海而登彼岸成就的经典。如果我们照旧式庙子里的讲经方法，这个经的题目，一天讲两个钟头，连续讲一个月也讲不完。事实上，那一种讲经的方法非常好，解释得非常详尽，由文字教育开始，什么叫经？这个经字就可以讲一个礼拜。什么叫金刚？又可以讲上一个礼拜，因此一个题目讲完了，个把月过了，金刚经的边在那里啊？那叫做无量无边。现在我们不采用那个办法，我个人的个性，也是不大适合那种讲法，所以我们采取简单明了的解释。

　　鸠摩罗什和武则天

　　现在说到翻译的人，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他的父亲是印度一位宰相，出家当和尚了，他的妈妈是一位公主，逼著这位宰相还俗，跟她结婚，后来生了这个儿子。以后这位公主自己却要出家，宰相丈夫不答应，我好好的出家当和尚，你逼著我还俗结婚，现在你却要出家。所以这个故事真可以编写成一部小说。
　　鸠摩罗什十一、二岁的时侯，已经可以说悟道了，三十多岁就到了中国大陆。当时是南北朝时代，为了请这位学者来，消灭了三个国家，这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是桩震撼的事件。研究当时的历史很有意思，鸠摩罗什这样一位大法师，这么有学问的一个人，各国都在争取他，什么经济、政治，一概都摆在后头不管，因为争请鸠摩罗什，一国消灭了另一国，第三个国家又消灭了第二个国家，这个故事讲起来话长，可以讲上一两个礼拜，现在简单说明，向诸位报告到这里为止。
　　金刚经前面的发愿文等，我们都不加介绍了，由于在坐的女性道友很多，特别要向女性道友介绍一下开经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这是武则天这位女皇帝所作。武则天自己也是研究金刚经的，有人说，云何梵偈子也是她作的：
　　　　云何得长寿　　金刚不坏身
　　　　复以何因缘　　得大坚固力
　　　　云何以此经　　究竟到彼岸
　　　　愿佛开微密　　广为众生说
　　关于这个偈子，在佛教文学方面，称得上是一个大手笔。写这种大文章不能够写得轻佻，也不能够写得幽默，要很严谨才行。
　　「云何得长寿，金刚不坏身。」如何可以得到清净、长寿，永生不死呢？大家都希望活得长，究竟怎么样才能真正活得长？长到什么程度呢？这里是提问题，换句话说，这个经典本身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得到生命永恒不灭的那个本来。
　　「复以何因缘，得大坚固力。」大坚固力也是我们人类所希望得到的；但是我们要用什么办法，那一种因缘，才可以得到坚固的力量？人世间的一切都不牢靠、不坚固。寿命也是不坚固的，顶多活到一百年两百年就要走了。家庭、父母、子女、夫妇相聚都不坚固，终归要分散的。佛经上经常有一句话：聚会必有消散。聚拢的因缘完了，统统要分散。发了财，钞票来了，终归有不发财的一天，钱也有消散的一天。权利拿到手，总会有失掉的一天。房子建筑起来也总会有毁坏的一天。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东西是坚固不破的？这个大坚固力，倒底有没有？你们要去找。
　　「云何以此经，究竟到彼岸。」我们研究金刚经以后，如何了解其中的方法，如何能够脱离三界苦海，而到达常乐我净的极乐世界；这些等等的问题，希望佛能打开最微妙秘密的法门，统统告诉我们。
　　现在我们看的金刚经，只分为三十二章，金刚经原始翻译的时侯，根本没有分章分品。原始的佛经是一篇连下来的文章，没有段落，分章分段是后世所作。金刚经分成三十二章，是梁武帝时代编辑而成的。这个编辑人是谁呢？就是梁武帝的昭明太子。我们研究中国文学，有一部非读不可的书，就是「昭明文选」，这也是国文系必读之书，就是梁昭明太子所编辑的各种名文。
　　金刚经三十二品的分法，品目的分类，以及标题，都是昭明太子的杰作。标得的确很好，每一节里的重点，都用标题说明。譬如第一章法会因由，就是说为什么有佛讲金刚经这件事。譬如今天我们讲这本经，也有一个因由，因为萧先生、崔先生他们这五、六位发起的，我是受别不能不来讲了，这也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法会因由。
　　金刚经的感应力量非常大，我给大家讲一个我的秘密，我在读中学阶段，每天早晨四点钟就起，练拳运动以后，首先念金刚经。为什么念呢？我一点都不懂；反正人家告诉我念金刚经很好，我就念金刚经。因为在学校里，也不敢敲木鱼，怕被人家说神经病，偷偷的弄一本金刚经，到会客室去念。前怕狼，后怕虎，一下子就念完了。有一次我念到，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忽然觉得我没有了，我到那里去了？不知道啊！以后我就不念了，后来才明了其中的道理。此经对我的经验，有这样奇妙。在历史记载中，更有非常多的感应。抗战八年，出门在外，跟家里父母分离，生死不可知，那时我只有一个愿力，每天晚上睡觉以前，一定要给我父母念金刚经、心经。这是我的秘密，我心中自己的愿力，外面不知道，可是我的经验上知道，感应力量非常大，非常大，我只能向诸位报告到这里。至于说，你们要做科学的研究，感应是个什么道理，我可以跟你讲科学的理由一大堆，但是今天是讲佛学的课，不是讲科学的课，暂时就不讨论了。

 《伶人往事-写给不看戏的人看》之七：程砚秋往事

作者：章诒和

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
　　　　　　　　——程砚秋往事

在我家，父亲（章伯钧）是梅（兰芳）党，母亲（李健生）是程（砚秋）党。母亲喜欢程派，还源于她和罗惇融(大名士，号瘿公，广东顺德人，康有为弟子)之子罗宗震的深厚友谊。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母亲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高中的时候，就常去罗家玩，听罗宗震讲革命道理。听着，听着，政治觉悟迅速提高，决定离校出走，跟着罗大哥投奔北伐革命军。在出走之前，罗大哥偷出家里一些古董、古籍和手抄剧本，把它们统统塞进一个皮箱，放在母亲的宿舍里。

母亲吃惊地问：“你拿这些东西干什么？”

罗大哥说：“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卖了就能换成钱，派上用场。”

后来，身为中共党员的罗宗震在上海被捕，关押在龙华监狱。未婚妻不敢前去探望，母亲正在北京大学医学院读书，知道了这个情况，悲愤不已。揣着两张热烘烘的大饼，就登上京沪火车。到了监狱，人家不让进。母亲一直等到天黑，把饼藏得好好的，自己却饿得要死。终于感动了看门人，容许“兄妹”一见。当罗宗震看见我的母亲的时候，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再后来，罗大哥为了政治信仰，献出年轻的生命。母亲非常怀念他，也更加喜欢被罗瘿公一手栽培提携的程砚秋。

程砚秋（1904—1958）　男　满族　　籍北京　　京剧旦行演员

【童年】

因家境贫寒，六岁的程砚秋经人介绍，投入荣蝶仙（京剧男旦，专工花旦、刀马旦）门下学艺。从前学戏和学徒差不多，先与师父立下字据，言明几年期满，学艺期间的食宿问题，以及满师后给老师义演若干年作为报酬条件等等。程砚秋所立字据是以八年为期。八年期间由荣家供给食宿，但演戏的收入归老师收取。满师后还须继续效力二年，即在两年之内，全部戏份（即京剧戏班中付与演员等人工资的一种形式）收入都要孝敬老师。

他的母亲像送病人上医院动手术那样签了“关书”，送他去荣家的那天，且一路叮咛：“说话要谨慎，不要占人家的便宜，尤其是钱财上。”

这句话，程砚秋说：“我一生都牢牢地记着。”

程砚秋学戏很苦！边学边唱边挨打，荣家所有的生活琐事也都要做，当听差使唤，无异于童仆。荣蝶仙脾气又坏，稍有不欢即举鞭就打，常常无端拿他出气。程砚秋每天要劈柴生火，洗衣做饭，学戏的时间很少，有时整天也不说戏。那时荣蝶仙穿的是布袜，清晨起来，程砚秋要把袜子捧到他的面前。因为自己的手不干净，沾着煤渣或灰土，冬天还有冻裂的血痕，不敢直接用手递袜子，就在手掌上放一块白布，把袜子搁在白布上，再捧给荣蝶仙。就这样，也难免挨打。在程砚秋出师以前，师父终于把他的腿打伤，留下很大的血疙瘩。成名后的程砚秋赴欧洲考察戏剧时，经一位德国医生的手术才把两腿治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学艺的八年，是我童年时代最惨痛的一页。”故程砚秋很早立志发誓，将来有了孩子决不让他们学艺唱戏。

因有家世之悲，心思又重的程砚秋常低眉含颦，面无欢容。年龄稍大些后，多半因为营养不佳，情绪一直也比较抑郁。师傅认为这个孩子不宜于学花旦（花旦大多扮年轻女性，性格活泼开朗，动作敏捷伶俐，表演以做工和说白为主），让他专攻青衣（青衣又名正旦，在旦行里占据最主要的位置，扮演的都是端庄正派的女性，或贤妻良母或贞妇烈女，唱工繁重，动作稳重）。荣蝶仙还发现这个孩子嗓音很不一般，且扮相沉静明倩，如珠蕴椟中，时有宝光外熠。

【随风直送玉郎归】

程砚秋登台不久，便声誉鹊起。被当时的大名士罗瘿公赏识，并全力追捧。初次看了他的演出，罗瘿公做了六首绝句。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除却梅郎（指梅兰芳）无此才，城东车马为君来。笑余计日忙何事，看罢秋花又看梅。”诗句表露出对这个少年的称许。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有人来约程砚秋去上海演出，每月包银是六百大洋。荣蝶仙当然主张他去。可遭到罗瘿公和王瑶卿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程砚秋现在已经把嗓子唱坏，提前“倒仓”了，说什么也该歇歇养养。罗瘿公欲为其赎身，可荣蝶仙也不是傻子，觉得这个徒弟前程远大，来日收获未可限量，便一口回绝。惜才的罗瘿公当机立断，运用各方关系疏通赔偿荣蝶仙七百大洋的损失费，他与时任中国银行副总裁的张嘉璈商量，借出六百大洋。把程砚秋接出了荣家。荣蝶仙在无可奈何的情势下，同意废弃合同。这样，未满八年的程砚秋，提前出师了。在把程砚秋接出来的路上，罗瘿公口占一首七言诗，诗的头两句是：“柳絮作团春烂漫，随风直送玉郎归。”

程砚秋家境贫寒，住在天桥的“穷汉市”。学徒期间他的母亲就盼着儿子出师，除了每天挎着小柳条筐上街买煤球，就是到北京前门里关帝庙烧香求儿子早日出师挣钱。难怪程砚秋刚离开荣家，便请一个姓徐的伙计到家中报喜，说：“罗先生给您儿子出了师了，以后的日子就慢慢好过啦！”从这一刻起，他的母亲才结束了每日烧香求佛的日子，真的看到了希望。跟着，罗瘿公又将程砚秋一家人搬离了条件很差的天桥大市弯齿胡同，安顿在相对比较好的北芦草园九号。“从来好事天生俭，自古瓜儿苦后甜。”一心进取的程砚秋获得自由后，即追随罗瘿公读书习字，钻研音韵。所以，后来的程砚秋不但精通经史，一手字也写得不错。特别是对京剧的行腔咬字，深具工夫。这是文人雅士熏陶所致，也是艺人当中少有的。

程砚秋虽有人扶持，但事业上却立足未稳，而那时的梅兰芳已是红人，自领一军。民国八年（一九一九），程砚秋听从罗瘿公的刻意安排，拜梅兰芳为师。每晚的演出，梅兰芳的戏都放在后面。这样程砚秋就有了在前面唱一出戏或兼饰仙女等杂角的机会。拜师后的一年时间里，他得以陪演《上元夫人》、《天河配》、《打金枝》等剧目。陪演就是观摩，程砚秋深受启发。他特别羡慕梅兰芳创造的古装。这一年，罗瘿公虽南游沪宁各地，却不忘唱戏的程砚秋。比如，在二月七日的一封信里，罗瘿公写道：“看见上海报登载十八日全浙会馆的戏评，说你扮《长坂坡》的甘夫人，说你态度顶好，扮相顶好，说你同一班老辈名角一齐唱，体面得很，也有人恭维我一番，我看见很喜欢。上海好些人问候你，知道罗瘿公的差不多都知道程艳秋（那时他叫艳秋）。有好些老名士要给你作诗，你的名可大得很，恭喜恭喜！你的嗓子一定一天比一天好了，但愿从此以后天天好。北京下雪没有？有添养鸽子没有？老鸽子可养熟了？……你打了梅（兰芳）先生的鸽子，是不知者不为怪，以后别再打喽。你总要常常写信来，两三天一封，千万别忘了！你再要买什么，写信来。”罗瘿公只要接读程砚秋的来信，总是立即回复，还在信里为他改错别字，甚至觉得他所用信纸太坏，即随复函寄去好信纸。

罗瘿公请年轻的画家徐悲鸿为程砚秋作画，还为他集聚巨资。有了这些钱，罗瘿公在添置行头的同时又为程编了许多新戏。一九二一年，又特意为他介绍了一位武术先生学武术。罗瘿公认为戏曲舞台上的手眼身法步等基本动作，与中国武术动作有连带关系。学会武术，对程砚秋的表演会有很大帮助。后来的经历表明，武术的作用不仅用在了台上。

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的春节，对十八岁的程砚秋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在罗瘿公的精心安排下，他独立挑班唱戏了，以一出改编的京剧《龙马姻缘》轰动了京城。他的班社取名“和声社”。程砚秋请来荣蝶仙任社长。心满意足的荣蝶仙任社长后，没有以业师自居，而是积极协助罗瘿公和程砚秋搞好戏班的工作。师徒间的合作，颇能显示出程砚秋的胸怀。学徒挨打在从前是一种行业习惯，梨园行如此，其他行业也如此，程砚秋不以为意。这一年，程砚秋南下上海，初次演出就很受欢迎。有人这样评价：“梅兰芳柔媚似妇人，尚小云倜傥似贵公子，艳秋则恂恂如书生。”如此形容，是指程砚秋受名师（指罗瘿公）熏陶，气质自化。

读着这样的文字描述，年轻人可能会说罗瘿公是程砚秋的超级“粉丝”。用超级“粉丝”来形容，还不能概括两人的关系。罗瘿公还是程砚秋的严师，谋士，引路人，策划者，剧作家和真正的后台！一个名士独赏一个艺人，为之脱籍，悉心赞助以成其材。“赢得宣南顾曲人，日日雕鞍骤。”我们从中认识到那个时代艺人与文人相互依存依托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包含着脉脉深情与风雅，但它更是一种文化的情感态度。程砚秋是个孝子。他大红的时候去上海、武汉演出，收入都在万元以上，回到家中全部交给母亲，听从支配。一次，他的母亲说：“你三哥（即程丽秋，京剧演员）很久没出台了，生活困难，这笔钱给他吧！”程砚秋毫无怨言。

【戒尺】

他的另一个老师是通天教主王瑶卿，这也是罗瘿公介绍的。据说，王瑶卿最初并不怎么看重程砚秋，后来终被他的刻苦精神所感动。程砚秋踏进古瑁轩（王瑶卿寓所之别称）学戏，王瑶卿就发现他清晨的嗓音还不错，到了晚上八点以后，反倒唱不出来了。平时的嗓音窄而涩，但喝了酒以后，反而宽且亮。禀赋与众不同，不能以常情教之。于是，王瑶卿对程砚秋做了特别安排和特殊要求——早晨只喊嗓不准唱，一直到晚上十时后再开始吊嗓练唱。王瑶卿说：“角儿出场多半要到九、十点钟以后，如果你晚间无嗓，那怎么能当角儿？只好是唱开场戏了。所以，一定要在夜间练习。”半年后，他的嗓子果然慢慢出来了。

程砚秋刚登台，因为个子高，心里紧张，所以把上身缩成一个团，而且左肩高，右肩底，样子非常难看。王瑶卿说了多少遍，都没矫正过来。一次，他又要上台了。这次王大爷在袖子里藏了把戒尺，在程砚秋临出场前的瞬间，抽出戒尺，向着他的右肩狠狠地敲了一下。程砚秋惊恐又疼痛。这一招儿还挺灵的，自那以后，他再不肩膀一高一低地出场了。王瑶卿又依据他的别样秉赋，为他设计出新的唱法，专走偏锋，独创一格。一个特殊的歌喉加一种特别的唱法，骤然之间程砚秋与其他青衣迥乎不同了：音调奇异，虚无缥缈，忽高忽低。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真可谓变幻莫测。

程砚秋研究唱腔，都是亲自到王瑶卿老先生家里去求教。每次去王宅都是在晚上，因为只有等到深夜，王老先生烟瘾过足，精神上来了，才到了说戏的最佳时刻。那时程砚秋住北芦草园到王宅必经八大胡同（北京妓院多开设于此）。罗瘿公告诉他：“你要绕道走，经煤市街进大马神庙东口。”程砚秋很听话，每天多走一里多，从不更改。

王瑶卿感叹道：“唱旦角的，讲究戏的身份儿（即规矩）真得数他。”

程砚秋果然是越唱越红了。

【俩人很般配】

民国九年（一九二Ｏ），梅兰芳的原配夫人、也是他的师娘王明华，向程砚秋介绍果湘琳（京剧艺人）之长女（也是余叔岩的外甥女）与之订婚。那年程砚秋十六岁，觉得自己太年轻不想过早成家，提婚的事就搁置起来。当然，果家对这桩婚事也有条件：程家哥们多，程砚秋要从程家搬出来单过，才能结婚。直到一九二一年的二月，经罗瘿公与梅家再次的撮合，才最后促成了这桩婚事。那时提亲不让相亲，罗瘿公自有办法，带着程砚秋到一家陈列着果家全家福照片的照相馆，让他去辨认。程砚秋左看右看，挺满意。不过，娶的不是果家长女，而是次女秀英。为啥换了人？用程砚秋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果大姑娘没有二姑娘长得漂亮。”

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七日他俩正式订婚（又称放小定）。订婚之日，礼节隆重。梅兰芳夫人作为媒人，送过来镶嵌的镯子，戒指等定礼。一九二二年五月十六日，程砚秋陪着母亲看了位于前门外西河沿排子胡同二十三号的新居。而租赁此宅全系罗瘿公的一手筹划，当然是为了满足果家女儿提出的允婚条件。一九二三年的四月九日，程砚秋陪母亲迁居于新租赁的寓所后，立即举行结婚聘礼仪式。梅兰芳、王明华夫妇为媒，程砚秋由姜妙香等四人陪同，给果家送上衣服、首饰、红鹅、猪羊腿、干鲜果品以及龙风饼。这叫“过大礼”。年四月二十六日，在取灯胡同的“同兴堂”程、果二人举行结婚典礼。来宾有四、五百人，除尚小云赴沪演出，在京旦角无一缺席。婚礼由梅兰芳主持，报纸称这是自有伶人办喜事以来，稀有之盛况。礼节也极隆重，贺喜画件达百余轴。成婚后，罗瘿公将果秀英更名为果素瑛。

旦角的皮肤一般都是天生白皙，程砚秋不止皮肤白，他的一排整齐的牙齿更是白得发亮，且细密精致，比女人的牙齿还好。他身材高大，头发中分，天庭饱满。那双丹凤眼真有说不出的妩媚。程砚秋常穿一套得体合身的灰色西服，举止斯文，状若书生。别看平素的话虽不多，但为人爽朗大度，全无一般青衣旦角私底下那种职业性的忸怩神态，就是内行人也只有从他嫣然一笑而倩然后敛的习惯口型上，察觉出长期舞台生涯给他留下的一丝痕迹。夫人果素瑛亭亭玉立，朴实无华，头梳着一个横S髻。俩人很般配，走在一起，使人左右看不出他们是梨园行中人物。

日常生活中的程砚秋庄重严肃，倘有女性在侧，总是眉不轻扬，眼不斜视。那时，很多艺人在生活作风上是不大检点的。小报文人也在这些事情上做尽文章，说尽肮脏话。故而一个艺人无论名气多大，多多少少是要受些纠缠、攻击和诽谤的。况且艺人的钱再多，社会地位也在小报记者之下。名伶唯一保护自己的办法，就是洁身自好。因此程砚秋对自己要求极端严格，一生无二色，并立下“不传女弟子”的规矩。即使是男性，他的收徒也是拒人情于千里之外。

【就有那么大的魅力】

台湾的戏曲研究家齐崧先生说：“如果听梅兰芳的戏是等于吃鸦片，那么听程砚秋就等于是打吗啡。因为吃鸦片尚有戒除的可能；而一旦打上吗啡，则很难了，最后唯有以身相殉。”这话近于谑，可还真无法否认。只要听程入瘾，就非此不可，若再去听别人唱的青衣，便觉淡而无味。所以，后来喜欢程的听众越来越多，就是这个道理。因程砚秋未走红以前曾一度拜梅兰芳为师，亦受关照和提携，于是行内有这样的说法：认为程腔之中，骨子里多为梅腔。如不深加体会，一时不易察觉。因为梅腔加上程氏的嗓音和口劲，已经脱胎换骨，难以辨认了。

程砚秋的嗓子外显柔和，内敛锋芒，加上标新立异的唱法，唱起来真有鬼斧神工之妙。最耐人寻味的是《玉堂春》一剧，他柳眉入鬓，凤眼传神。行腔乍疾乍徐，一股细音，唯其独有。高出则如天外游云，低唱则似花下鸣泉，听来惊心动魄。化装也别致，身着红色罪衣罪裙，脸似鹅蛋，眼皮上一层黛绿涂得停匀，妩媚中带出青楼女子的憔悴和满腔哀怨的神情。他的表演强调的是冤案中的冤情，而非着意于一桩花案里的风情。这样，程氏《玉堂春》的格调上就比其他艺人高出了许多。程砚秋身材高大，观众初见，都暗自吃惊：“这么大块头的一个旦呀！”但等演过了一阵，被他的各种身段表演所吸引，你便不会觉得他是个庞然大物，而是个美妙妇人。简淡蕴藉，洒脱雅致。程砚秋就有那么大的魅力。

论起他的化装，至今是个谜。因为程砚秋最不乐意让人家看他的化装。除非是与他朝夕相处的知交。他的化装室也只有负责化装的人和他的太太果素瑛可以自由出入。其他的人一概“挡驾”。看过程砚秋戏的人都知道，他在台上的最动人之处，就是那一双眼睛了。好多人都琢磨：他在眼睛是怎么画的？有人说，他的眼皮是用毛笔粘着碾碎了的炭精勾画出来，然后再涂上胭脂。程砚秋舞台上那飞若流丹、澄如秋水的眼神，就来自这黑红相间的奇妙勾画之中。

【梅、程之间 】

程砚秋学艺可比梅兰芳苦多了，他也不具备梅兰芳响遏行云的金嗓子，但凭着自身条件、勤奋刻苦以及高人指点，硬是创出了一种大异于梅兰芳，却又能与之相抗衡的新奇声腔为特点的表演风格。唱到情感至深处，其声竟细若游丝。观众聆听，大气都不敢喘。这是他声腔艺术最讲究的地方，也无人能及。故而梅、程之间彼此頡頏，关系就颇为微妙了。程砚秋最早的艺名叫菊侬。1918年，罗瘿公将他的艺名菊侬改为艳秋。后来有人说这个更名涵有深意，因为艳于秋者厥为菊。菊是耐寒的，它要比质弱芳幽的兰花坚韧耐久。其实，菊兰同为花中上品，而香气、风姿各有不同。

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八日，也就是程砚秋结婚后的五个月，他与自己的戏班“和声社”一行赴沪，罗瘿公随行，亲自安排一切。这次演出，气势极盛。每晚舞台上的花篮都不下五、六十个。全场无一空位，另有许多人环立而视。“艳色天下重，秋声海上来”——由金兆棪（字仲荪，京剧剧作大家。浙江金华人，青年时期就读于京师大学堂，为首届学生。毕业后从事文学写作，1924年从一出《碧玉簪》开始专门为程砚秋编写剧本，有《梅妃》、《荒山泪》、《春闺梦》、《文姬归汉》等十余部作品）撰，罗瘿公手书的楹联，先施公司以黑绒红缎制作，宽二尺，长八尺之幅悬诸台前。戏院门口，汽车二百余辆，马车则不计其数了。程砚秋自打炮以来，每日茶会，堂会，剧场演出几乎占满了所有的时间，真可谓无一息之闲，也无一丝之暇，人极劳累。但他依旧是容颜光泽，嗓音穿云裂石。对此，罗瘿公喜于心也惊于心，欣慰且忧虑地对他说：“你此行红得可惊，也遭人嫉恨。有些人正意欲挑拨梅先生与你之间的师生情谊呢。”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

程砚秋十一月十五日返京，梅兰芳赴站迎接。十天后，梅兰芳带着戏班到上海演出。

此后，一兰一菊，果然就在上海争起了短长。他们的竞争最初是微小的，也不明朗，顶多在戏码上争个高低——你唱的戏，我也能演，即“你有我也有”。1927年《顺天时报》举办中国旦角名伶竞选活动，经投票选出了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四大名旦”。也就从这时起，他们的竞争才趋于明显化。到了1946年底，一个在“黄金（戏院）”，一个在“天蟾（舞台）”，两个人真的唱起了对台，形成了高潮。捧梅派与捧程派遂在各大报章，舌枪唇剑，大开其火。双方势均力敌，难分伯仲。但真正占便宜的是听众与看客。两个剧场夜夜告满，观众是大饱了耳福。戏唱到最后，程砚秋使出撒手锏，连演五场《锁麟囊》，天平向他倾斜了。演出完毕，程砚秋的弟子赵荣琛一次就替师父将28根金条存入了银行。

四大名旦里，尚小云与荀慧生都没有追赶梅兰芳的念头，唯有程砚秋是雄心万丈。梅、程在北京的情况也是如此：“偌大京师各剧场沉寂，只余梅、程师徒二人对抗而各不相上下。梅资格分量充足，程则锋锐不可当，故成两大势力。”罗瘿公的这两句话是说准了。非但说准了，还深知这两大名旦的内心状态。原本烟瘾大酒瘾大牌瘾也大的程砚秋之所以能够做到——说戒烟酒就戒烟酒，说戒打牌就戒打牌，罗认为那是因为程砚秋在艺术上“名誉心甚重，故能自克如此。”而梅兰芳那边，罗瘿公则觉得他人缘太好，其“党徒甚胜”。梅兰芳见程砚秋“气势日旺，自沪归京后颇有引以自强之意。”于是，梅对程“更益敷衍”。

面对这样的情势，站在程砚秋一边的罗瘿公常常是亲自定下对策。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二月，罗瘿公听说梅兰芳的行头化去七万大洋，便立刻写信给朋友（袁伯夔），说：“玉霜将来产业能至七万金否尚不可知，今已为服装费至万金矣，与梅竞服装断断不能及，唯藉唱以胜之耳。”罗瘿公给程砚秋定下的策略是：“屡诫玉霜对梅应当在不即不离之间”。何谓“不即不离之间”？那就是既近又远，既热又冷，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清醒冷静，有极好的控制力，合乎分寸，合乎人情，做得极人工却表现得又极自然。礼仪性是它的外显层次，内在依据则是人际关系和实际需要。做人圆通之至反不觉其圆通——这是传统社会做人的一种境界。如果没有对江湖规则的高度把握，没有对人情世故的细微体察，是达不到这个境界的。

梅兰芳有富贵气，程砚秋是书卷气，一个得于天赋，一个纯恃人功，各臻极致。梅、程之间尽管激烈竞争，彼此一争高下，却都是不露声色，不动肝火，一副温良恭俭。举个例子吧！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一日，移居上海的梅兰芳四十大寿。程砚秋特往拜寿，行叩头大礼，见者均叹未尝忘本。明明是打对台的人，却绝不伤和气。今儿晚上唱戏是两军对垒，各不相让。明儿中午见了礼数依旧，风度依旧。在这举动里面包含着道德信条，江湖规矩，人情世故以及个人修养。瞧，戏曲舞台上的艺人多高明，哪像政治舞台上毛主席把个对手加战友的刘主席往死里卡，直到卡死。

【最后的罗瘿公】

民国十二年（1923）12月28日，重病缠身的罗瘿公，听说程砚秋因剧场安排不上唱戏的时间心情苦闷，一次打牌输去准备用于添置行头的六百大洋，愤极。深夜至凌晨，书亲笔信责劝程砚秋坚决禁赌，又致函程的岳父从旁督促。可谓严师情深，用心良苦。程砚秋读后，听从师命，决弃“竹战”，再不打牌。

第二年（1924）罗瘿公患病住进德国医院诊疗，程砚秋每日亲侍饮食，从无间断。9月2日，罗瘿公自知大限已到，遂写下遗嘱。内中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程君艳秋，义心至性，胆淹古人，慨然任吾身后事极周备。将来震、垠两子善为报答。”9月16日的半夜，罗瘿公又手书：“墓地能设香山最佳……”一语后，溘然长逝。时年五十二岁。

罗瘿公归去之际，亲属皆不在侧，程砚秋是第一个赶到的！他见恩师殁前所书遗嘱数纸，捧之大恸，几至昏厥。回到家中，为罗瘿公设立灵堂，除朝夕哭奠，唯伏案抄写经书。文人大多清贫，自女亡妻狂，罗瘿公已是每况愈下，经济拮据，以卖字鬻文为生。故而罗瘿公丧事所用祭奠、棺木、墓地之费都是程砚秋一手经办，务极完美。出殡那天，程砚秋身服重孝，抚棺痛哭。人家算了一笔账，罗瘿公自病至死，费金过万元。而程本人决口不提一个钱字。这事儿，搁在士大夫身上都很难做到，一个艺人做到了。难怪康有为作诗，赞程砚秋为“义伶”。

念恩师之逝，程砚秋布衣素服，辍演月余，每忆往事，即为之泫然。遂作《忆瘿公师》五言诗——

明月似诗魂，见月不见人。
回想伤心话，时时泪满襟。
西山虽在望，独坐叹良辰。
供影亲奠酒，聊以尽我心。
恩义实难忘，对月倍伤神。

罗瘿公去世后，每当程砚秋外出演戏，行前数日必先往罗墓凭吊；演毕返京，亦去墓前。逢罗忌日，则必去祭奠。二十余年从未疏懒。1943年4月5日，程砚秋携二子（永源、永江）为罗瘿公扫墓。三人早八时乘西直门火车至黄村下车，步行三里始抵墓地四平台幻住园。他见墓地松木牌坊上的铁钉被拔去很多，异常伤感。“光景蹉跎，人物消磨。昔日西湖，今日南柯。”回到家中，他在日记里提笔写道：“有两家人代为看坟者在，尚且如此。再过数年，我不在了，无人祭扫，想此处定变成荒原了。”

交往尤见人情濡沫与君子风仪。世事无常，他有常。

【程党·知交】

那时的小报把围在程砚秋身边捧他、帮他的人，叫程党。但凡有个“党”字，便觉庸俗，亦有宗派之嫌。这里，我以“程党”做标题无非是想说一个事实：即无论梅兰芳还是程砚秋，他们的艺术成就，一方面来自本人，另一方面也借助于许多人的帮助。像罗瘿公、袁伯夔（名士，湖南湘潭人，民国初建曾任印铸局局长）等人合力共助程砚秋，几乎是达到了忘我的境界。罗瘿公去世后，李煜瀛（字石曾，官宦出身，河北高阳人，留学法国的生物学家，同盟会成员，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北京大学教授，中法大学董事长，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是支持程砚秋的一个重要人物。在民国十九年（1930），他联手程砚秋创办南京戏曲音乐学院，附设戏曲专科学校。这个专科学校就设在崇文门外木厂胡同56号，男女兼收，学校坚持到1941年。李煜瀛眼瞅着梅兰芳1930年飘洋过海到美国演出，风光无限，赞誉无数。便也动了心思，为程砚秋的出国张罗起来。1932年1月1 日，程砚秋登报启事：正式宣布更名“艳秋”为“砚秋”，“砚田勤耕秋为收”，他以农人开垦之砚田自喻，而不再以“艳”示人。14日，即赴欧洲考察戏剧。显然，程砚秋是为赴欧而改名换字。这一年的9月，李煜瀛赴日内瓦出席国联文化合作年会，并以中国教育考察团团长名义，参加在法国召开的世界新教育会的第六次大会。他把程砚秋列为中国教育考察团团员。

另一个鼎力协助程砚秋的重要人物，则是1949年以后成为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浙江杭州人，1903年中癸卯科二甲第38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29岁东渡日本，入东京政法大学专攻政法科。回国后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创办杭州第一个女子学堂，创办《白话报》和上海合众图书馆）。他的作用对于中后期的程砚秋来说，几乎超过了所有的人。如何为人，怎样处世，陈叔通都能做到具体指导。有几件小事，给我的印象至深。比如罗瘿公去世后，有人觉得程砚秋可能也快要不行了。大幕已落，世味已薄，程砚秋到王瑶卿家竟也感到了丝丝凉意。这时的陈叔通致函（1930年2月11日）明确地说：“新戏多编，弟意有时仍须请教瑶卿，不可对他太冷淡。”同年程砚秋到上海演出，陈叔通活像罗瘿公转世，隔三差五地写信做“远程教育”。当听说配戏的小生姜妙香与程“掰”了，即在11月24日信里说：“兄性以人格论是第一等人，但处世则非迁就三分不可。”两天后，又补寄一函，说：“妙香已见报，但是不可怒，不可懊丧，须坚韧渡过去……但妙香亦不可就此决裂，天下事要看得透，还要大度包举。再弟尚有一语，兄所得之钱乃血汗得来，股票不可买，不可入股，银号即利厚不可贪，弟意存入中国与兴业两行均可，千万！千万！此中事我较明白，决可负责。还有一件事，曾写信与仲荪先生，即年龄关系气息似弱，况以唱为生涯，不知有向来熟悉之医否，姑与一商，每日试服黄芪、红枣加陈皮，我四十年前为讲师试服有效，冬令更宜，分量宁少，试验再看，有外感即停止……”读着这样的信函，我心里都热乎乎的。

1933年，程砚秋从欧洲回来，需要重新物色和自己配戏的小生演员。为此，陈叔通先看上俞振飞、后又听说叶盛兰不错，便在俞、叶之间反复盘算、再三掂量，其中1934年4月18—19日信是这样写的：“昨发快信后再四思之，叶（指叶盛兰）身材如何？有无倒嗓之事？亦须想到扮相、台步、声音，果下得去，决计拉叶。初出山较易与，且年轻尚可求进步，又有继仙为师（指叶盛兰曾受业程继仙）在玉霜（程砚秋字）成本较轻，自足合算矣……弟力主俞（振飞），祗以无好小生，则舍俞亦无他人也。叶果是后起之秀，则不如舍俞而取叶。”伶人一向有置房产的习惯。这一年，程砚秋想再添置一所宅院，还有人请程砚秋去刚刚建立的“满洲帝国”演出。陈叔通知道了这个情况，马上托人给他带去一信。信中明确地说：“我有一言不能不预为提明：华北、此终非吾土，而兄之身份苟尚可比，能否逃士大夫之责备？如到已非吾土之时，犹能作久居之计，则屋可买……弟意或在天津英、法租界买一屋较妥。人苦不得名，然名之所在，谤亦随之，要在自问过得去否？假如满洲得往演唱，恐亦不能去！此即有名之人不易做人也。” 很快，日军侵占了冀东、察哈尔，中日签定了《塘沽协定》。

应该说，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经罗瘿公介绍结识了陈叔通，程砚秋的确深受其影响。举凡为人演剧诸事无不求教之，引为知交。可谓经纬万端，逐条指导。陈、程交往持续到1949年以后。红色政权刚刚建立，陈叔通函致程砚秋（1950年7月28日），对他明言：“以后不再是挂头牌的时代。”并叮嘱“在向周扬（中宣部负责人）汇报情况的同时，一定也要向田汉（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做同样的汇报。”1957年2月13日，他致函程砚秋，切嘱：“你以后千万对周（扬）、田（汉）、夏（衍）要谦虚，说明要他们指教……”

这里，我特别要加以说明的是，对陈叔通的劝告指导，程砚秋决非言听计从。比如，陈叔通对程砚秋力排对其艺术大有帮助的李煜瀛和金仲荪。但程砚秋觉得李、金二人多年来给自己帮忙，虽是从政坛退出来的闲散之人，但乐意办事，又具才华。对他们而言，亦可消磨时间。对自己来说，“旧社会是看不起唱戏的，我借此亦提高我一个旧演戏的演员的身份”。不管政权如何更迭，程砚秋始终坚持这个见解。他写于1957年的自传里，也用了很多笔墨来解释对这样一些“有问题的旧式人物”的看法。程砚秋说：“听李君（即李煜瀛）常常讲世界和平、国内和平等等言论，他不主张杀生，没有烟酒嗜好，又吃素，太太奇丑无比的；又见他从早到晚在街上到处奔走，一切言论行动给我很好的印象。联想到别的政治骗子是挑拨是非、幸灾乐祸、浑水摸鱼、吃喝嫖赌、贪图享受，把痛苦加到别人身上，李君总比这些骗子们要强得多些。同样骗来的钱，就看他们是如何的花法了。李同郑毓秀、魏道明好像个小集团似的，我问为什么同他们在一起呢？李回答：办社会事业什么人都应该有，好比毒药亦可救人亦可害人。我觉得比喻得很对。叔通先生屡劝告不听，总是坚持我的主观看法……虽然叔通先生骂他们一个是失意的政客，一个是政治骗子拖我下水。现在再看以前的通信，我还认为他们对我是善意的。”

陈叔通曾说，程砚秋这样的知交“在尘世中不可多得”。今天这样的朋友还有吗？真是引人怀想。

【欧洲行】

程砚秋和梅兰芳、马连良一样，都是戏曲改革家。应该说，那时人家就懂得啥叫“与时俱进”和怎样“与时俱进”了。

1932年1月4日，程砚秋为赴欧洲考察戏剧，写了《一封留别信》。每次读这封信，都觉得程砚秋比现在的戏剧理论家要高明。这里，我抄录一段请朋友们看看：“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是显然不同的，因而东方戏剧与西方戏剧，也是显然不同的。但是，看一看现代的趋势，一切一切都要变成世界整个的组织，将来戏剧也必会成为一个世界的组织，这是毫无可疑的。目前我们的工作，就是如何使东方戏剧与西方戏剧沟通，要使中国戏剧与西方戏剧沟通，我们不但要求理论能通过，还要从事实上来看一看有没有这种可能。中国戏剧的脸谱似乎很神秘奇特，但是西方戏剧也未尝无脸谱，许幸之先生的《舞台化装论》里，从演员的面部上指出各种特征来，便是西方戏剧脸谱的说明。再则，以前西方戏剧，在写实主义的空气下笼罩着，与中国戏剧之提鞭当马、搬椅当门的，差不多是各自站在一个极端。现在，西方写实主义的高潮过去了，新的象征主义起来了，从前视为戏剧生命所寄托的伟大背景，此时只有色彩线条的调和，没有真山真水真楼阁的保存了。尤其是自戈登格雷主张以傀儡来代替演员，几乎连真人都不许登场了。西方戏剧这种新倾向，一方面证明了中国戏剧的高贵，他方面又证明了戏剧之整个的世界组织为可能。举一概百，西方戏剧之可以为中国戏剧参考的，当然很多，砚秋一个人的联想力是很有限的，希望各位前辈暨同人，大家把在中国戏剧与西方戏剧之间所产生的联想都提出来，交给砚秋带到欧洲去实地考察。这样，将来砚秋回国，在各位前辈及同人面前报告的，或许有供参考的价值了……”当时的人们就认为：梅兰芳游美（国）是把成熟的中国戏剧，介绍于西方；程砚秋赴欧是考察西方的艺术，用于中国戏剧的改良。

1月5日，梅兰芳为他举行欢送大会。13日，程砚秋自天津赴塘沽搭乘日轮济通丸，赴大连港而后换乘火车，一路西行，开始欧洲考察。先抵莫斯科，再去巴黎，5月份到德国，他在柏林音乐大学参观。学生的钢琴演奏和男高音的演唱，引起程砚秋思想的强烈震动。二十七岁的程砚秋，内心热烈而敏感。回想起自己学艺生涯的苛酷无情，他深深感受到西方艺术教育的科学性，理论性和人性温暖。从这一天起，程砚秋就多了一桩心事。他主动增加了和德国音乐家的交往活动，洽谈合作事宜。他把李白、杜甫的诗谱成曲，参与演奏实验。他在给夫人果素瑛的信里说明，自己准备接家眷在德国定居，要就读柏林音乐大学。为表示这个决心，也从这一天起，程砚秋开了烟戒，也破了酒戒，大吃肥肉，大抽雪茄。一个月以后体重骤增，还特地拍成照片寄回北京。陈叔通闻讯，惊恐万分。连连函电发来，借程剧团同人生活困难为名，督促他抛弃妄想，火速东旋。程砚秋手里捏着这些函电，心情大坏。“来时衰草今见绿，一瞬春花叶复黄。”这是他在哀叹郁闷中写下的诗句。

向往好的，学习新的——这是自然人性的表现，也是健康心智的追求。但自身以外的势力却能极其有效地逼着自己继续操持旧业，退回到那个非常实在、实际、实用的圈子里。程砚秋必须就范！他乖乖地回到北京，回到了梨园行，尽管这是一种极不情愿地就范。所以到了考察后期，他的侧重点就放到了搜求图书、剧本、图片方面。程砚秋购置剧本二千多部，图片五千多张。书籍八百多种。

民国二十三年（1934）的6月1日，他亲自带着十岁的长子（永光）从上海启程经意大利、法国转到瑞士，安排在日内瓦世界学校读书，费用自付。程砚秋没有忘记当年的誓言，说到做到——让自己的后代无一人唱戏。应该说，他对艺人的粉墨生涯有爱与乐，也有恨与悲。

【男子气派】

程砚秋有几个嗜好。

他喜欢酒，也爱抽烟。前面说了，他是酒嗓，越喝越好，所以他不忌酒。就是呆在家里，也常独饮自酌。酒席之前，更是当仁不让。且其量之大，无人可及。民国十五年（1926）7月，程砚秋赴香港演出，一曲清歌，万人倾倒。英人总督特赠他一百二十年陈白兰地两瓶。

说到酒，我还想起了吴祖光的描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央文化部决定把他的《荒山泪》拍成电影。导演是吴祖光，吴在回忆该片摄制工作的文章里说：“我们经常一起挤公共汽车，一起吃饭。唱了一辈子旦角的程砚秋却有着典型的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派。这也表现在他的日常生活和嗜好方面。譬如他抽烟抽的是粗大的烈性雪茄烟，有一次我吸了一口，呛得我半晌说不出话来；喝酒也喝烈性的白酒，而且酒量很大，饮必豪饮。我劝他，抽这样的烟，喝这样的酒会坏嗓子，应当戒掉。他淡然一笑，说：‘嗓子不好的，不抽烟不喝酒也好不了；嗓子好的，抽烟喝酒也坏不了’。”

程砚秋最喜欢看电影，凡有名片上演，他是从不错过。在老北京的真光电影院或平安电影院，常能看到他的踪迹。他外出喜欢穿中国长袍，这与经常西服笔挺的梅兰芳，大不相同。所以，人们看见他是长袍一袭，手提一只公文包进电影院。程砚秋多半是坐在楼上后排，有人怀疑他是远视，也有人认为是怕别人认出自己。

程砚秋的另一个爱好是打太极拳。每日清晨，他一定在自家庭院打一套太极拳。他不但打得好，功夫了得，且极有研究。看过《春闺梦》的观众，就能从那段表现梦中情景的动作里，领略他的太极功夫。举手投足之妙，与今天电影的“慢镜头”一般无二。再加上且歌且舞，居然能唱完这一段［南梆子］之后，神色自如，不喘气，不出汗。这凭什么呀？就是凭他的唱工，做工和太极功力了。

说到程砚秋的男子汉血性，就一定要讲他和日本人的斗争。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戏也没法唱了，平汉路也不通，程砚秋闻讯后，想方设法从太原赶回北京东城什锦花园的住所。20日，日军猛烈轰击宛平城和长辛店，29日，日军进城，北平沦陷。紫金城下空荡荡，人们躲避在家，传到每一个人耳朵里的，只是日本军人整齐的皮靴声和杂乱的马蹄声。他与夫人相对无言，因为就在三个月前，自己和尚小云还为29军军长宋哲元将军表演了《弓砚缘》和《青城十九侠》，座中还有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而三个月后，将军却已倒卧在沙场。日本人找北平梨园公会，要其组织艺人为捐献飞机唱义务戏。程砚秋说：“我不能给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我一个人不唱，难道就有死的罪过？谁愿意去唱谁就去唱，我管不了。”第二年（1938）梅兰芳隐居香港，余叔岩沉疴难挽，杨小楼病逝。程砚秋继续支撑着舞台直到1942年，他不与伪政权合作，不唱义务戏，不去满洲国，剧场不留“官座”，这引起了当局的不满，迫害也就接踵而至了。

1942年的9月初，程砚秋自上海经天津返回北京，在前门火车站受到日伪铁路警宪便衣的盘查搜身。他忍无可忍，厉声呵斥：“士可杀不可辱，你们要干什么？”说着便走近一根柱子，立在柱前，以防后面遭袭。为首的一个上去就动武，他挥拳还击。后面的几个狗腿子，遂一拥而上。程砚秋是来一个，接一个，把几个警特打得轮流倒地，狼狈不堪。程砚秋也就停了手，从地上拾起帽子。

狗腿子对程砚秋说：“以后碰见再说。”

“好，后会有期。” 程砚秋说罢，整整衣冠出了车站。

回到家中，他才发现手腕上的金表没了，耳朵也被打坏了。事情说起来像侠客大片一样生动，又像一场程派太极拳表演。从此，一座北平城，传遍了程砚秋的身手如何如何。这事在当时、在今日，也决非哪个人随随便便就可以做到的。此后，日本宪兵和特务一直盯着程砚秋，还闯入其寓所搜捕他。1943年的8月，当他得知金仲荪夫妻患病又遇房东催逼搬家的消息，他在电话里劝金先生不要太悲观，说：“好戏还在后头，墨索里尼暂时休息，希特勒唱累了休息为时恐也不远了。”

梅兰芳是有民族气节的，抗日时期 “蓄须明志”。其实，程砚秋也一样有民族气节。

【务农】

程砚秋聪颖过人，也坚毅过人。自那次前门火车站遭铁路警宪盘查群殴后，他决定息影务农。第二年（1943年）3月，程砚秋先后在北京海淀青龙桥物色乡居房屋，又在红山口、黑山扈一带洽购旱地六十亩，准备弃艺务农。熙攘人世，若能与自然机趣相契，便倍加珍视。他在日记里写道：“早思在海淀买房，思做农夫，不知能否达到此目的。并将大兄二嫂和三兄嫂等安置海淀，亦备自作归计，大家也可减少开支。理想如此，不知白住者愿不愿意出城来住？”又说：“因我极喜园艺生活，与世无害。演戏生活暂停不能不另做生活，以免落得白食饭无可对天。我常感做官之无味，尤其做现代官，也极想子弟们务农，儿孙们的心理恐怕与我不同。”

一条溪水，几片白云，柳梢月色，板桥残霜，都令程砚秋感怀不尽。他自己做饭，从早忙到晚。有朋友来探望，也是自己做饭，请吃窝窝头。夫人来青龙桥代洗衣服，程砚秋将初学乍练的贴饼子奉上，还一个劲儿地问：“好吃吗？”。他学着耕地，耕了一亩，铧破了一块，又耕一亩，又破一块。损失虽大心情颇佳。人家说，他的样子“有冯玉祥之势”，他说：“冯玉祥焉有我精神！”种地需要浇水，他请人装辘轳。安装好了，程砚秋兴致勃勃地一边浇水，一边唱歌，还与安装工人一起，喝酒吃肉。他的乡居生活也并非全无烦恼。1944年，他想“扩大再生产”，于是乎买地，买驴，买饲料，买肥料，以及再购大木窗、铁钉、石板等供修建新寓所之用。为了承种更多的田地，程砚秋不得不宴请有关人等。两桌粗菜连酒，就花掉六百元（伪币）。这样一来，夫人就不大高兴了。夫人来，他也不大高兴了。日记里有这样记载：“夫人来了六天，将我每日所吃的最高待遇：白面，荞面，豆面炸年糕均吃去了。素瑛回城内，再住亦没的可吃了。”夫人埋怨丈夫务农花钱太多，且什么都不许老管家把家里东西往乡下拿。对此，程砚秋也生气也伤感，他在日记里写道：“好笑！我想一定觉得凡在青龙桥所用之物，同填海眼般从此一去不回返似的。我亦感觉自己太傻，清闲之福不安享而又经营地亩建筑房屋。人生如云烟梦幻，何苦自己苦自己，不晓得数年后，所有的东西又便宜了哪个？所有一切均我所挣，为什么我就应这样待遇，不是不公平吗？我真觉得太冤，人生再有二十年就死了，何苦太自苦，倘留不肖儿女胡花，更冤……”

紧张耕作，闲来读史临帖——这是程砚秋务农时期的日常生活内容。但“人生是大苦事，一切如梦幻”——却又是他在日记里反复咏叹的话语。应该说归隐西山，在程砚秋是蓄志已久的。早年他在上海演戏的时候，就曾请老画师汤定之作《御霜簃图》，预示着入山隐退之意。诗人周今觉为《御霜簃图》题诗四首。其中的一首是这样写的：“一曲清歌动九城，红氍毹衬舞身轻，铅华洗尽君知否？枯木寒岩了此生。”在他心里，息影舞台、安于农事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归宿。用他自己话来说，就是“所谓好花看到半开时，何况是快落之花呢。”但人又是复杂的，在以耕读为业的同时，他并未忘怀舞台。“不唱可惜呀！”这话传到程砚秋耳朵里，又颇感欣慰，觉得不枉自己多年苦练习。他时常对梨园界朋友折简相召，大家吃着棒子面的窝窝头，腌萝卜条，喝着小米粥，天南地北地纵谈艺术，其乐陶陶。剧作家翁偶虹是他乡村居所的常客。面对粗茶淡饭、土屋绳床，程砚秋不止一次地提醒翁先生，请多留心，遇到适合于自己演唱的材料，希望仍能编写为剧。为此，他解释道：“我现在虽然不登舞台，但是仓库里的后备物资，不能漠然视之。有朝一日，阴云消尽，我还是要为京剧服务。”

他归隐西山时，曾将自己喂养的鸽子分赠友好，一年后，一只鸽子忽然飞回程家，这令程砚秋惊喜又感慨。有朋友说：鸽子归巢，说明他谢绝舞台的日子快结束了。果然，日本投降后他搬回城里，立刻着手恢复演出的事宜。

【办学】

从1930到1940年年底，他创办了中华戏曲专科学校，聘请燕京大学毕业的焦菊隐为校长，后焦去法国留学，由金仲荪接替。程砚秋出任董事长。办学十年间，培养了德、和、金、玉、永五个班，共二百多学生。宋德珠，李和曾、王金璐，李金泉，李玉茹，王和霖，李玉芝，白玉薇等名角，皆出其门下。程砚秋废除了磕头，拜师，体罚等老班社的规矩。在舞台上，不准饮场，不准用检场人，不准用跪垫，即使像《玉堂春》里的苏三整场都是跪唱，也不许用。除了专业课程以外，还开设了文化课。其中包括国语、古文、历史、地理、美术、算术、音乐、音韵、英文、法文、日文等课程，其分量超过当时的初中。他还组织学生排练西方话剧，如《梅萝香》（华尔克著，顾仲彝译）等。全校实行奖励制度，每年评定一次优秀生，头五名发给十二元的奖学金以及铜镇尺、乒乓球拍子等物。这样的举动，在当时被某些人视为“歪门邪道”。程砚秋治理学校的突出思想，就是“演戏要自尊”。他常对学生们说：“你们要自尊，你们不是供人玩乐的戏子，你们是新型的唱戏的，是艺术家。”。他又对女学生讲：“毕业了不是让你们去当姨太太。” 最终学校还是停办了，到了1943年3月程砚秋还在处理学校解散的善后事宜。先是偿还一万六千元（伪币）的债务，再变卖学校的大汽车、戏箱、家具，最后再卖掉北京东华门大街南翠明庄校产才偿还了全部的债务。数年间卖掉若许之物，程砚秋心情沮丧，形容自己“像个败家的旗人大少爷”。

1944年在务农时期，为了使青龙桥周围的农家子弟读上书，也创办了一所功德中学，地址就是残破的功德寺大庙。他自掏腰包修缮校舍，定制桌椅，聘请老师，还让自己的老管家去看门做饭。接着又买下占地十八亩的金家花园专作学生宿舍。他规定农家子弟入学，一律免收学费。后来从城里来了一批流氓学生，打架斗殴，欺负女生，吓得当地孩子不敢露面。因货币贬值，教员也三天两头闹着要求涨工资。一个谋福利、积公德善举，成了一个没底儿的大坑，只见没完没了地向这位艺人董事长伸手要“银子”，却没见办出什么有益于农村教育的事来。程砚秋吃尽苦头，学校越办越办不下去。一次他去天津，见到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就把自己热心公益兴办乡村教育的苦恼说了出来。一点儿也不觉奇怪的张伯苓劝导他，说：“你可不是搞这行的，不知道社会上专门有一批吃教育饭的人。你现在又不演戏，只出不进，一个人养活这么一大批人。日子长了，非把你吃垮不可。还是赶快收摊为妙。”

他收摊了，当局接手了，功德中学更名为颐和中学。他把金家花园改为程家花园，间或来此小住。抗战胜利后，目睹官场的腐败，他没高兴多久。程砚秋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灰心失望，过着一种时隐时显的生活。

听朋友说，颐和中学今天还在呢！现在就读的学生知道创办人程砚秋吗？

【独】

有人说，程砚秋太“独”。这主要是指他的私房戏不肯轻易传人。程砚秋觉得这样做没什么不对。他说：“中国几千年遗留下来的什么‘祖传秘方’、‘私藏珍本’等等，不也全是这样‘独’吗？”其实，他的“独”是有所针对的。针对的是未经许可和同意，暗中把剧本及表演偷传出去的人。这里要介绍一个女演员，名叫王玉华，艺名玉兰芳，后改新艳秋。这个叫玉兰芳的女士本来是唱河北梆子的。1925年左右，自从和哥哥一起看了程砚秋以后，兄妹俩一起迷上了程派。她当即暗下决心：不唱梆子，唱京戏，且一心学程。每有演出，她和哥哥必去“偷“戏。俩人躲在戏院楼上的角落，哥哥专记胡琴、唱腔的工尺谱（即曲谱），她就用心记下全剧的唱、念和身段。戏散人静后，二人步行回家，一路研究刚才看戏之所得。说着说着，就比划起来：哥哥哼着胡琴伴奏，妹妹一边唱着，一边就走起身段来。回到家中多睏也不敢睡觉，接着练。没有镜子，就在月亮地里练。从影子里，看自己的身段，非把当天所学熟记在心才行。有时，一弄就弄到天大亮。在梨园行，这叫“偷戏”！“偷戏”是大忌。为了怕被人认出来赶了出去，新艳秋是化装成男孩子去剧场的。几年“偷”下来，就把程砚秋早期代表剧目都“偷”到了手。梅兰芳和齐如山看了她的表演，惊异地说：“这孩子的唱法，很像程老四（即程砚秋）呢。”就建议她拜程为师。结果可想而知：被程婉谢。之后，经前辈介绍，新艳秋拜了梅兰芳。但她实在是喜欢程派。既然得不到亲传直授，她就绕着弯子学。一是拜了程砚秋的老师王瑶卿为师；二是向给程配戏的搭档、伙伴学习。见她苦心学程，人家也就乐于指点。当她觉得时机成熟了，便亮出了“程派”的旗号，改名新艳秋。连她自己也觉得这个艺名是对程艳秋 “不大尊重”。但她顾不上这些，为什么？用她原话来说是“为了舞台上站住脚，能红！”还说：“我为了唱戏成名，对不起程先生。”——一个人做于心有亏的事，其实心里是明白的。有心计的她不仅红了，还和程砚秋叫板又较劲。一是忽出奇兵，策动了“鸣和社倒戈”事件。简单说，就是用重金把程砚秋“鸣和社”戏班里的小生演员买通，连人带程派剧本都弄了过来。要知道戏曲舞台必须有生旦相配，故程砚秋怒不可遏。二是趁程砚秋赴欧考察之际，她大唱特唱。三是把与程砚秋同台合作的人，拉到自己的班社中，陪着她唱。效果当然是立竿见影的：“一下子，我就红得发紫（新艳秋语）。”当程砚秋发现曾与自己合作得很好的小生将他的本戏偷传给别人时，便与之断然决裂。后来每当他演出，只要听说有人来偷记他的剧本唱词、念白、唱腔、身段时，他立即把琴师找来，在后台临时变动主要唱腔。叫那些偷艺者摸不准，学不去。程砚秋的“独”，看起来挺自私的。我倒佩服程砚秋的“独”，因为他最早懂得知识产权的保护。

前不久，曾和几个北京老字号药铺的后代聊天。我问：“公私合营以后，你们的生活怎么样？”

“一落千丈。”

“为什么。”

“因为公私合营的前提是必须交出制药的祖传秘方。献上秘方，你就什么都没有了。”

恍然大悟：在社会主义的旗号下，政府是可以理直气壮地掠夺他人的智慧和财富的。这样，我就更喜欢“独”了。

【新政权】

程砚秋的后期，一直住在北平西四报子胡同18号。1948年北平围城时，它的前院是国民党政府军的一个团长占用。他的西郊程家花园的四合院曾被共产党华北野战军占用。叶剑英初抵北平也曾暂居西郊的程家花园。1949年春，一个浓眉大眼的先生带着个年轻人叩响了他家的大门，开门的是程派弟子王吟秋。

来者问：“程先生在家吗？”

弟子答：“师父出去了。”

“那给程先生留个条儿吧。”

送客后，关上大门的王吟秋一看字条，上面写着：“砚秋先生：来访未晤，适公外出，甚憾！此致 敬礼 周恩来”

程砚秋归来，读了字条，欣喜不已，埋怨弟子连杯茶都没有招待。

王吟秋说：“我以为他们又是来咱们家借房子的呢。”

不久，程砚秋被指定为出席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后被接到中南海，为共产党的首长演出，这也是他为新政权做的首次演出。周恩来陪同邓颖超以及张瑞芳到后台看望。正在化装的程砚秋立即起身，说：“您来家看我，失迎得很。”

周恩来笑道：“哪里，哪里！”并告诉他，今晚毛主席和很多首长都要来看戏。

看到高官的朴素清廉、和气友善，程砚秋从心里拥护共产党。而他后来的不快与不满，则是来自中共的戏曲改革方针。

【戏改与戏宰】

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他乘火车赴欧洲考察戏剧的路途上，当时的左翼文化人对程砚秋的戏剧改良意图和主张，就表示了批判和怀疑。马彦祥在《从程砚秋君赴欧说到旧剧》一文，劈头盖脸第一句就是：“程以这样匆忙的时间考察（六国），究竟会有多少成绩带回来，实在不敢预约……把有限的时间分配在这些考察上，我总觉得有点枉费。”文章的最后，还说“旧戏在现在已经到走到了‘以伶为本’的末途，而且只是个人的，不是集团的，假如不早设法予以挽救，其失败怕就在不远了。”——马彦祥说对了，那时的戏曲改良是个人的，是“以伶为本”。结果非但没有失败，在三十年代还把古老的京剧带入它的黄金岁月。而1949年后的戏改，不是个人的，倒是集团的，并从“以伶为本”转到了“以政治为本”，“以阶级为本”，“以革命为本”，“以党为本”，其结果呢？还真应验了马彦祥那句——“其失败怕就在不远了。”

1949年的6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成立的时候，共产党就忙着要改造戏曲了。我至今不理解促成一个政党对一个民间传统艺术决心彻底改造的强烈冲动到底是什么？当然，军事上的胜利者是一定要征服艺术，占领文化，控制思想的。而改造就是征服、占领和控制；彻底改造就是彻底征服，彻底占领，彻底控制。也善良也世故的艺人，也乐于接受改造。反正谁当政也得看戏。他们压根儿不会去想这样一个问题：到底中国戏曲里面的什么东西引起了最高当局的不满。他们更不敢怀疑：一种外来的集团力量、一个政治党派是否有资格和权利来领导这样一场艺术范畴内的改造运动。6月2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找来周扬、刘芝明、阿英、田汉、崔嵬、马少波等人，研究成立戏曲工作领导机构的问题。请注意：这里没有一个艺人，没有梅兰芳，也没有程砚秋。之所以不让他们参与，显然是认为他们属于旧人物，旧事物，旧势力。而由艺术领域以外的人士来领导和推动的艺术改革，从娘胎里就注定它不能走上一条按艺术自身规律发展的道路，哪怕这些“艺术领域以外的人士”可能是不错的作家、电影家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

7月，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朱德到会做重要指示，周恩来做政治报告。在七百余名的代表中，第458号代表是程砚秋。和梅兰芳相比较，他的表现似乎更为积极，主动向大会提交了“改革平剧的三项书面建议”。这份建议书写得非常具体，非常专业。比如，他说“对旧有的戏曲形式和技巧，必须做彻底地了解，再斟酌着手，否则卤莽从事，会酿成不易挽救的大错”。他还要求建立国家剧院，国家戏曲音乐博物馆以及国剧学校等。

11月3日，中央文化部设立戏曲改进局，简称戏改局，局长田汉。副局长是杨绍萱，马彦祥。在这个局召开的第一次戏曲工作会议上，田汉明确了戏改的主要内容——对剧目的审定、修改和创作。“要使旧形式迅速为人民服务”，让“旧戏曲”成为“新文艺”的一部分。而实施戏曲审查，就是要以“人民大众的立场评价旧戏曲”，按照人民的选择来决定戏曲内容的取舍。这也就是说，戏曲的改革方式和推进力量将不是依靠其艺术主体。而是借助于行政力量和行政背后的政党力量，靠行政命令的方式与手段大规模介入戏曲剧团的日常工作、演出业务以及艺人生活。当时的许多人都没有弄懂这些指示的含义，包括被抬到高位的梅兰芳和程砚秋，似乎只有叶盛兰感受到它的巨大而潜在的威胁性（另文讲述）。

程砚秋一直主张改良戏曲，特别是他到欧洲考察西方戏剧之后，就已经具备了较为明确的革新意识，认为艺人应该把戏曲改革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承担起来。所以，他对戏改局的工作抱着积极参与和支持的态度。从1949 年11月到1952年，他亲率自己的剧团“秋声社”赴西北、东北、西南等地考察地方戏。1949年的11月24日，他在西安文艺界欢迎他的聚会上，做了即席讲话。他说“戏曲确实在向没落的途径上走着，为了挽救危机，我们对它必须改造、前进，把技术重新充实起来，好尽量参加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又说“要建立设备完善的国家剧院，国家戏剧博物馆”，“对演员的生活保障要建立相当的福利机构来管理。”——听了这样的讲话，一方面感到程砚秋的诚意与天真，另一方面感到他心目中的戏改和官方的戏改相距甚远。12月18日，程砚秋率“秋声社”赴东北。这时他听到了“要在两、三年内消灭旧剧毒素”的号召，整个东北地区禁演的剧目高达一百四十多个。一个通化县只剩了六出评戏。接着，就是艺人失业的消息，单是浙江嵊县失业的艺人就有三千多人。官方也不许艺人自己搞些民间演出活动。尽管他在东北地区的来来往往都有中共官员接接送送，12月20日东北人民政府设晚宴招待，12月21日他为高岗和东北局首长做了专门（《金锁记》）演出，但程砚秋的内心已经很难平静了。

1950年2月9 日，程砚秋致函中共意识形态主管周扬。信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改进中国戏曲，据我个人的见解，总以为要把全国各地的戏曲作一普遍而详细的调查，记录整理，综合研究。这样……一定还可以打破了固步自封的旧见而发生的一种新的动向。”他接连给周扬写了三封信，里面谈的都是戏。

同年的4月，他去山东调查地方戏，后再去西北调查地方戏曲音乐。到西安习仲勋请吃饭，到新疆则受到王震、王恩茂、赛福鼎、陶峙岳、张宗逊等人的热烈欢迎。这些高官都说自己是他的戏迷，其中一个师长和他聊戏能聊到半夜。而凡是在这里唱戏的艺人都私下里眼泪汪汪地对他说：“见到您如同见到亲人了！”接着就是诉苦：“现在许多戏不准唱了，我们很恐慌，主要是不能维持生活。”程砚秋劝慰大家不要悲观。第二天，他在日记里把这些情况都一一记录下来，并写道：“我希望大家不要放弃，当然靠个人劳动做些小生意也可以吃饭。但已付出好多代价（学戏演戏）却换不来一饱，谁都会感到苦闷。”面对这样的现实，程砚秋也苦闷。在此期间，中央文化部成立了戏曲改进委员会，委员名单里虽然有梅兰芳、程砚秋等，但这只是一个顾问性质的机构。

11月返回北京，程砚秋立即参加11月27日举行了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会上，他开门见山地指出戏改工作“出现了各种不该出现的事”。究其原因，他认为与干部修养相关。程砚秋说：“凡对戏改采取放任态度的负责人员，多半是对旧剧有相当爱好，甚至自己也会演唱，反之则易于采取强迫命令。” 对于“普及”二字，他希望不要看得太死，对群众的某些迎合是必要的，否则无法维持。

1951年，他又率剧团去华中、西南考察和为抗美援朝买飞机义演。年底，程砚秋向中央文化部提出了考察报告书。报告中首先提出的是艺人生活问题。程砚秋说：“革命使好多人的生活脱离开旧有的方式而去另寻新的方式 。看一看各地方戏曲艺人的生活，却非困苦挣扎所能想像的了。川剧的演员们，很多早晚只能吃两顿稀饭。”“江西河口地方，有一个剧团在流离困苦之中，陆续饿死的已将二分之一。我们写信给邵主席（即江西省主席邵式平），请求他就近调查急救，并同我们联络，研究帮助办法，可是一直没有得到回信。想是信函发生了障碍，事实上不怕没有这么一回事。所以我们觉得，在戏（曲）改（革）工作中，似应加入必要救济一项。我们不能坐视许多演员因为生活问题，影响了他们的前进的心情，更不能坐视许多年老学识宏富的艺人在生活困顿中逐渐死去。”程砚秋对艺人生命的关怀说明他对戏改运动的忧虑和怀疑。

这一年的4月3 日中国戏曲研究院（即我所供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前身）成立，他被任命为副院长。11月16日，中国戏曲研究院派人到程家送来工资。他附上一封亲笔信，以为抗美援朝捐献现金购买武器为由，婉拒官方所发工资。这里，我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程砚秋到一九五八年去世，没拿官方一分钱的俸禄，他始终在吃戏饭，从根本上守着一个艺人的本分。梅兰芳也是这样。

一九五三年四月，他参加了对全国戏曲的情况调查。在一次座谈会上，他说自己这两年来考察的戏曲仅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单就这一部分遗产的丰富性而言，就足以惊人和宝贵。可是“就在我们访问中间，也常常有些种戏曲，是仅仅存留着名目，声音、形象、早已看不到、听不见了。推求他们没落的原因，多半是由于离开了民间基础……”对戏曲改革问题，程砚秋有着许多看法，提出了许多意见，或口头或书面地做了表达。他的表达，至今感动着我！因为包括周扬在内的文化行政官员在艺人面前一向神气十足，具有巨大的权威性和征服力。一个唱戏的，除了自己熟知的“唱念做打”、“西皮二黄”，就只配被宣布为“落后思想”与“旧习气”的代表。他们只能战战兢兢地面对党的文艺领导干部，只能俯首帖耳、恭敬从命而毫无作为。其实艺人心里也不服，有时也想有一番反驳，但拿什么反驳呢？没理论，没文化，也没资格。一些名伶虽有些文化，但过去的演艺生涯使他们或是被迫或是主动地结交了国民党政府的要人、资本家乃至汉奸。带着这样的“历史污点”，这些大角儿为了避免严遭惩处，只有更加靠拢政府，哪儿还敢站出来对戏改工作说三道四呢。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大压力下，连梅兰芳这样最有资格讲话的人都知趣地放弃了话语权——当我们弄清楚这样一个背景，再来阅读程砚秋关于戏曲改革的文章、发言和书信，就势必感受到它非同小可的意义。

一九四九以后，不管程砚秋在政治上怎样积极，不管他与周恩来、贺龙、陈毅以及周扬等高官在私人交往上保持着怎样的良好关系，但在中共的文艺政策面前，他的上百个剧目，却被一一停演。1953年5月13 日中央文化部《关于中国戏曲研究院1953年度上演剧目、整理与创作改编的通知》中所准许上演的194个剧目里，程派戏只有《文姬归汉》、《朱痕记》、《窦娥冤》、《审头刺汤》四个，新排的《祝英台》也未纳入上演计划。自己交给戏曲研究院的修改本也是迟迟不复。程砚秋极为不满，并委屈地说：“我是一直拥护戏曲改革的呀！”

而围绕着一出《锁麟囊》上演的曲折经历，使他渐渐懂得：虽然本人获得很高的政治待遇，但自己的实际作用在缩小。角儿的核心地位已彻底颠覆，戏班内部秩序也完全打乱。在“政治性、思想性第一”的前提下，戏剧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演员的表演水准都成了次要因素。自己呕心沥血弄出来的佳作，在红色政权眼里可能就不是什么好戏；即使是有成就的艺术家，也不是想唱什么就可以唱什么了。而失去了对剧团、剧目的支配选择权，也就意味着失去对自己的支配选择权。1957年春，在中央文化部整风大会上，程砚秋发言批评文化部原来的戏曲改进局（简称戏改局）禁戏太多，使各地方剧团几乎无戏可演，一时又创作不出新戏来，以致影响了只会演老戏的演员生活。他的情绪激动起来，气愤地说“戏改局不如改为戏宰局。”这使田汉等人大为光火。

程砚秋原本是主张戏曲改革并想有所作为的，但在现实面前，他似乎意识到自己也已被这场戏改运动吞没。戏改吞没的，不仅是一个程砚秋。五十年来，中国戏曲改革或左或右，或急或缓，或温和或激烈，对它的得失成败之评估却给后人留下一个长久的话题——长久到戏曲自身被这种改革吞没的那一刻。

【一言难尽的《锁麟囊》】

《锁麟囊》是集程派艺术之大成的剧目，它通过一个女子薛湘灵由富而穷的生活变迁，生动描述了社会的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这个戏酝酿很久了：自1937年起，程砚秋就与剧作家翁偶虹先生切磋剧本。编剧技巧也试用了许多，什么烘云托月法，背面敷粉法，帏灯匣剑法，草蛇灰线法，为的是取得舞台最好的艺术效果。剧本创作的过程也是唱腔产生的过程，因为他们深知中国艺术的韵味和文化的境界都在一唱一做之间，且只能用濡沫人情去体会。而许多的演唱和细节，最后都要提炼为一种“诗意的存在”。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从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传奇到梅兰芳、马连良、程砚秋的表演，无一不是守护着这份“诗意的存在”，挥洒着可感可知的历史文化情调。为《锁麟囊》设计安排唱腔，化去了程砚秋整整一年的时间，真可谓殚精竭虑。他每编出一段都要唱给翁偶虹听，并就正于王瑶卿。一般来说，京剧唱词都是很规整的七字句（七个字一句）或十字句（十个字一句），但程砚秋要求剧作者写长短句，说：“请您费点笔墨，多写些长短句，我也好因字行腔。” 翁偶虹当然照办，比如薛湘灵有这样两句唱词：“在轿中只觉得天昏地暗，耳边厢，风声断，雨声喧，雷声乱，乐声阑珊，人声呐喊，都道是大雨倾天。”“轿中人，必定有一腔幽怨，她泪自弹，声续断，似杜鹃，啼别院，巴峡哀猿，动人心弦，好不惨然。”这种句式，在传统京剧里是根本没有的。而程砚秋就依据这样的文学描述和人物需要，创造出抑扬错落、疾徐有致的新腔，并把唱腔和身段融合在一起，使程式化表演装满了真实的人间情感和惊人美感。

一九四Ｏ年四月《锁麟囊》在上海黄金大戏院首演，雅致独特的声腔艺术，人人可体味而又体味不尽的世态炎凉，带着几分温暖惆怅，一下子抓住上海观众的心。舞台上站着的名丑刘斌昆，听着听着差点儿把自己的台词都忘了。连演十场，十场皆满。到了第十一天，改演《玉堂春》，可观众不答应。再演《锁麟囊》的时候，就出现了程砚秋领唱，大家合唱的动人情景。可是到了1949年以后，这个戏一直就未能获得审查通过。一九五五年四、五月间，《戏剧报》在《反对黄色戏曲和下流表演》大标题下，提到了《锁麟囊》，说它是“宣扬缓和阶级矛盾及向地主‘报恩’的反动思想的剧本，程砚秋先生已经暂停上演”。

一九五五年，在完成《梅兰芳舞台艺术》电影的摄制工作以后，周恩来提议为程砚秋也拍摄一部舞台艺术片。周恩来要求剧目的选择应能通过一个剧目来概括程砚秋的多方面艺术成就。程砚秋首先提出自己最理想的戏，也是自己最喜欢的戏就是《锁麟囊》。但上边毫不退让，坚持认为它是个宣扬“阶级调和论”的戏，连修改的可能性也不存在。大概是周恩来做了思想工作，程砚秋只好妥协了，选择了以祈祷和平反对战争为主题的《荒山泪》。时代不容许个人权利的存在，也不承认艺术审美的独立性，他只好沉默了。 1958年3月，在他疾病缠身、去世的前两天，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党支部书记（罗合如）到病房探视，极其衰弱的程砚秋又动情地提到了《锁麟囊》，面对着满脸的病容和满心的恳切，咱们的书记一点没客气，斩钉截铁道：“《锁麟囊》这出戏是不能再唱了。”如此慰问无异于催命。一出《锁麟囊》于程砚秋而言，犹如一场梦。这梦何其长也。翳影不去，人的命就熬不过梦了。程砚秋一直惦记着《锁麟囊》，可至死也没准许他再演《锁麟囊》。这个文化经历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程砚秋既是个新人物，又是个旧人物。他的存在就代表着一种历史的悲哀，这也使他承受幸与不幸的双重命运，并走完旅途。

【她确是一个知音】

1956年11月，程砚秋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团成员出访苏联、捷克、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团长是彭真，李济深、程潜和我的父亲是副团长。11月27日这一天，代表团上午访问苏联科学院，下午参观一家规模很大的纺织厂。晚八点进餐的时候，大家即兴讲话。父亲讲话时，引用了一句唐诗：“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程砚秋插话，说：“应改为：西出阳关尽故人。”

两月后，即1957年1月，代表团回国再次途经莫斯科。18日这一天，在苏联养病的毛泽东夫人要约见程砚秋。结果，他从一点等到五点多，却始终没见江青的人影儿。翌日上午十时，他和彭真夫人一起看望了毛夫人。江青对程砚秋说：“你的表演有三绝，一唱二做三水袖。”接着，又讲了许多戏剧故事。他很兴奋，说：江青确是一个知音。这里，程砚秋说的是实话。政治上江青是罪犯，艺术上江青是个内行，比现在的许多宣传部长懂艺术。

回国以后，父亲请梅兰芳、程砚秋和另外几个全国人大代表团成员到家里做客。我躲在大客厅的玻璃屏风后面，目不转睛地看着梅与程。也许因为梅兰芳和父亲比较熟悉，也不止一次到我家，所以比较随便，有说有笑的。而程砚秋斯文内敛，几乎就不怎么开口，给人很深沉的印象。梅、程俩人都那么美，又美得那么不同。

【夏日最后的玫瑰】

有段时间，程砚秋的演出较少，便常到吴祖光住所栖凤楼大院来。一来就上楼找音乐家盛家伦，希望盛家伦在音乐上多帮助他。后来，盛家伦对吴祖光说：“程砚秋了不起！他的音乐知识丰富，什么都知道，而且能吸收。”

有一次，盛家伦问他：“你能不能把西洋音乐吸收到唱腔里去？”

程砚秋答：“我试试看。”

盛家伦用口哨吹了一首英国民歌《夏日最后的玫瑰》，程砚秋想了一会儿，随口唱出。旋律里加入了英国民歌，可仍是京剧。程砚秋就有这个本事，让盛家伦佩服得五体投地。

在拍电影《荒山泪》时，吴祖光是导演，他俩合作得很好。程砚秋专派一个通讯员，往来于两家之间。经常是吴祖光写好一场戏，马上给程砚秋送去。第二天，他的唱腔就出来了。第三天，他的身段也出来了。没想到一年后，在反右运动中吴祖光成为戏剧界的大右派。在文艺界的批斗大会上，程砚秋坐在主席台上。轮到批判吴祖光的时候，会场的气氛也渐渐进入高潮。站久了的吴祖光偶尔抬头，发现程砚秋的那个座位是空的……

【申请入党】

经周恩来的教育启发和提议，1957年9月20日，反复思考又疑虑重重的程砚秋终于向中国戏曲研究院递交了一份自传和入党申请书。自传的第一部分是讲学艺的经过，第二部分是谈自己的社会认识，其中包括对某些社会关系的交代。后半部分是讲述对共产党的认识以及自我认识。我反复阅读这份自传，真是心绪难平。

程砚秋这样写道：“我现在要入党了。我真真感觉有些胆怯的，如田汉先生数日前的来信所讲说，我有孤僻偏激之性，说的对极了，我确是有这样性情的。因为旧社会中对唱戏的人是看不起的，我从懂得了唱戏的所保留的传统作风后，我的思想意志就要立异，与一般唱戏的不同，又有自由散漫的性情，亦是多年来演戏生活所造成。按道理我离入党的条件、资格还相差尚远，怕带有这些缺点入党后不能起良好作用，可能叫人常指责，多难为情呢。那时既对不起党的培养，亦对不起我素所敬重的介绍人（介绍人为周恩来、贺龙），所以我胆怯。

“在过去，演员们都有唱戏挣钱买房子待年老色衰唱不动的时候好生活的思想。那时的社会，演员们确是没有生活保障的。我家亦有戏界中的这种传统的想法，所以，我买有房子大小七、八处。我们早感觉到在我们国家的制度规定上是不合法的，我们亦早就没有年老无养的顾虑了，只是没有得到机会，我们愿趁此将房子送给国家，作为我的入党费。还有中央滦矿、启新、东亚股票等同上一并请给处理为盼。当时买股票的目的，不是为买卖倒把赚钱，亦是有许多原因的，亦不去细说理由了。

“在这个小花园内，我演了好几十年的戏，太疲倦太厌倦了，所见所闻感到太没有什么意味了，常想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在台上装模作样，扭扭捏捏是干什么呢？我要求，希望党给我去做一些新鲜的平凡的事情去尝试尝试，我觉得是有趣味的，这是我的要求。人生如轻云易逝，在这五六年内做些有意义的事情。”——认为自己离入党的条件和资格相差尚远，认为一辈子用血汗钱挣的家产不合法，对一辈子痴迷的舞台感到厌倦，对一辈子扮演的女性角色觉得是在忸怩作态——这话是程砚秋说的，你信吗？我信！程砚秋的表白与陈述，连同那文字后面的意向和冲动都是真实的。秋色已晚，春花如梦。人生本就不圆满，任何选择都是有代价的，或牺牲一部分自由，或在（艺术）理想上打折扣。况且在这样一个多乱、多变的时代，现实与理想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自会产生一种人文悲剧性。程砚秋就是这样：即使是在申请入党，悲凉也始终跟着他，直到尽头。这不仅是个人命运的叹惋，它还源于一种惨苦的人生体验。程砚秋越坚强，越进取，内心就越悲凉。而这被自己刻意掩藏的惨苦悲凉，常被外界误解为“有城府”、“有心计”，特别是与随和的梅兰芳摆放在一起的时候，他的“高深莫测”就更多地引起别人的议论。

苦苦追求，生前亦未能如愿。1958年3月9日程砚秋病逝，3月14日公祭的时候，由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张庚宣布：程砚秋被中国共产党中央文化部委员会批准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尽管是死后中共党员，但在我心目中，他就是一个艺人，一个极其高洁的艺人。

程砚秋到底怎样看待人生？有这样一段描述可以诠释：1941年初秋傍晚，他与学生（刘迎秋）漫步北京什刹前海塘侧，望着晚霞的一片暗红，程砚秋若有所感地说：“人生即是演戏，社会即是舞台，人人都是演员。”遂又指着环绕四周的景色说：“你看，这是多么美的天然布景！我们演戏，不过是戏中串戏罢了。” 人究竟是观众，还是角色？是人演戏，还是戏演人？似乎都不大好说，也不易说。几十年“风也萧萧，雨也萧萧”。在锣鼓与丝弦中，程砚秋心灵深处始终想做一个归客，超然于世。青龙桥务农时期，他在耕地浇地掰老玉米棒子时响起的笑声和日记里写下的诸如“我觉人生是一大苦事，一切如梦幻，将来闭眼了事（1944年8月2 日）”等许多文字可以作证。可他偏偏是个艺人，名伶。单是这样一个行业和职业，就注定了他被动的一生。程砚秋又隐又显，显而又隐，既情愿地、也是不情愿地被中国政治和戏曲改革的联手铺排了大半辈子——无论这个中国政治是属于国民党还是属于共产党，是好还是坏；也无论这个戏曲改革是改良还是改造，是对还是错。意味深长的是：程砚秋去世距今已有半个世纪了，而偏偏被禁演的《锁麟囊》却格外红火！一出旧戏、禁戏，七十年不败。

今天的“艺术家”“大腕儿”头衔多，获奖多，荣誉多，但能让人怀着热烈情感持久议论的人，一个也没有。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这些名伶仍是我和同事们聊天的话题，也只有他们才真正够得上是大师级。我的一个同事说：大凡某行出了个大师级人物，总要具备种种条件和机遇，一是天赋条件好，又肯下工夫；二是师友襄助，本人度量宽和；三是所处社会文化环境，既在传统艺术的薪火相传中得其陶冶，又善于接受新文化风气的影响。新旧两面、中西两方都得营养滋润，以丰富自身。我想这也正是梅、程得以高出同辈乃至前辈的地方了。

程砚秋其人其艺，官方有定论，民间有定评，且两方面的评价也十分接近，为人口碑又好。红氍毹上歌弦舞袖，精于斯，老于斯，死于斯。他五十四岁离世，梨园行的人都说，他和梅兰芳都是走得正好。“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昔日剧场里的如雷似火的气氛，台上台下的如狂似醉的痴迷，我们到哪里去寻？今日的戏曲，不过是看取传统风景的一扇窗罢了。梅兰芳、程砚秋正在成为一个文化符号，赫赫然写入历史，缓缓然退出尘世。

何来何往，生兮死兮。过来人能不慨叹！

　　　　　　　　　　　　　　　　2005年3月——2006年6月于北京守愚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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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引书目、 篇目

程永江：《程砚秋史事长编》（上，下）　　　　　　　　北京出版社　　　　2000年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京剧谈往录三编》　　北京出版社　　　　1990年

《齐崧先生文集》　　　　　　　　　　　　　　　　　　齐志学编辑出版　　1995年

       看人家的博客里基本用英文写成，自己学了这么多年英文，还是看不太懂，真有点不好意思。以后要好好学英文，先从短文开始，不懂的就查，哪怕一篇短文全部查字典，每天坚持，总会有收获。以前就是没能坚持，学一段时间就放下了，记得老师说过“英文是一门语言，下多少工夫就有多少收获，一点懒都偷不得”现在越来越体会到老师话的正确了，如今没人监督，也没有那种氛围，自己一定要下决心，好好学习。是为记！

中 庸 章 句 序
　 　 中 庸 何 為 而 作 也 ？ 子 思 子 憂 道 學 之 失 其 傳 而 作 也 。蓋 自 上 古 聖 神 繼 天 立 極 ， 而 道 統 之 傳 有 自 來 矣 。 其 見 於經 ， 則 「 允 執 厥 中 」 者 ， 堯 之 所 以 授 舜 也 ； 「 人 心 惟 危， 道 心 惟 微 ， 惟 精 惟 一 ， 允 執 厥 中 」 者 ， 舜 之 所 以 授 禹也 。 堯 之 一 言 ， 至 矣 ， 盡 矣 ！ 而 舜 復 益 之 以 三 言 者 ， 則所 以 明 夫 堯 之 一 言 ， 必 如 是 而 後 可 庶 幾 也 。
　 　 蓋 嘗 論 之 ： 心 之 虛 靈 知 覺 ， 一 而 已 矣 ， 而 以 為 有人 心 、 道 心 之 異 者 ， 則 以 其 或 生 於 形 氣 之 私 ， 或 原 於 性命 之 正 ， 而 所 以 為 知 覺 者 不 同 ， 是 以 或 危 殆 而 不 安 ， 或微 妙 而 難 見 耳 。 然 人 莫 不 有 是 形 ， 故 雖 上 智 不 能 無 人 心， 亦 莫 不 有 是 性 ， 故 雖 下 愚 不 能 無 道 心 。 二 者 雜 於 方 寸之 間 ， 而 不 知 所 以 治 之 ， 則 危 者 愈 危 ， 微 者 愈 微 ， 而 天理 之 公 卒 無 以 勝 夫 人 欲 之 私 矣 。 精 則 察 夫 二 者 之 間 而 不雜 也 ， 一 則 守 其 本 心 之 正 而 不 離 也 。 從 事 於 斯 ， 無 少 閒斷 ， 必 使 道 心 常 為 一 身 之 主 ， 而 人 心 每 聽 命 焉 ， 則 危 者安 、 微 者 著 ， 而 動 靜 云 為 自 無 過 不 及 之 差 矣 。
　 　 夫 堯 、 舜 、 禹 ， 天 下 之 大 聖 也 。 以 天 下 相 傳 ， 天下 之 大 事 也 。 以 天 下 之 大 聖 ， 行 天 下 之 大 事 ， 而 其 授 受之 際 ， 丁 寧 告 戒 ， 不 過 如 此 。 則 天 下 之 理 ， 豈 有 以 加 於此 哉 ？ 自 是 以 來 ， 聖 聖 相 承 ： 若 成 湯 、 文 、 武 之 為 君 ，皋 陶 、 伊 、 傅 、 周 、 召 之 為 臣 ， 既 皆 以 此 而 接 夫 道 統 之傳 ， 若 吾 夫 子 ， 則 雖 不 得 其 位 ， 而 所 以 繼 往 聖 、 開 來 學， 其 功 反 有 賢 於 堯 舜 者 。 然 當 是 時 ， 見 而 知 之 者 ， 惟 顏氏 、 曾 氏 之 傳 得 其 宗 。 及 曾 氏 之 再 傳 ， 而 復 得 夫 子 之 孫子 思 ， 則 去 聖 遠 而 異 端 起 矣 。 子 思 懼 夫 愈 久 而 愈 失 其 真也 ， 於 是 推 本 堯 舜 以 來 相 傳 之 意 ， 質 以 平 日 所 聞 父 師 之言 ， 更 互 演 繹 ， 作 為 此 書 ， 以 詔 後 之 學 者 。 蓋 其 憂 之 也深 ， 故 其 言 之 也 切 ； 其 慮 之 也 遠 ， 故 其 說 之 也 詳 。 其 曰「 天 命 率 性 」 ， 則 道 心 之 謂 也 ； 其 曰 「 擇 善 固 執 」 ， 則精 一 之 謂 也 ； 其 曰 「 君 子 時 中 」 ， 則 執 中 之 謂 也 。 世 之相 後 ， 千 有 餘 年 ， 而 其 言 之 不 異 ， 如 合 符 節 。 歷 選 前 聖之 書 ， 所 以 提 挈 綱 維 、 開 示 蘊 奧 ， 未 有 若 是 之 明 且 盡 者也 。 自 是 而 又 再 傳 以 得 孟 氏 ， 為 能 推 明 是 書 ， 以 承 先 聖之 統 ， 及 其 沒 而 遂 失 其 傳 焉 。 則 吾 道 之 所 寄 不 越 乎 言 語文 字 之 閒 ， 而 異 端 之 說 日 新 月 盛 ， 以 至 於 老 佛 之 徒 出 ，則 彌 近 理 而 大 亂 真 矣 。 然 而 尚 幸 此 書 之 不 泯 ， 故 程 夫 子兄 弟 者 出 ， 得 有 所 考 ， 以 續 夫 千 載 不 傳 之 緒 ； 得 有 所 據， 以 斥 夫 二 家 似 是 之 非 。 蓋 子 思 之 功 於 是 為 大 ， 而 微 程夫 子 ， 則 亦 莫 能 因 其 語 而 得 其 心 也 。 惜 乎 ！ 其 所 以 為 說者 不 傳 ， 而 凡 石 氏 之 所 輯 錄 ， 僅 出 於 其 門 人 之 所 記 ， 是以 大 義 雖 明 ， 而 微 言 未 析 。 至 其 門 人 所 自 為 說 ， 則 雖 頗詳 盡 而 多 所 發 明 ， 然 倍 其 師 說 而 淫 於 老 佛 者 ， 亦 有 之 矣。
熹 自 蚤 歲 即 嘗 受 讀 而 竊 疑 之 ， 沈 潛 反 復 ， 蓋 亦 有年 ， 一 旦 恍 然 似 有 以 得 其 要 領 者 ， 然 後 乃 敢 會 眾 說 而 折其 中 ， 既 為 定 著 章 句 一 篇 ， 以 俟 後 之 君 子 。 而 一 二 同 志復 取 石 氏 書 ， 刪 其 繁 亂 ， 名 以 輯 略 ， 且 記 所 嘗 論 辯 取 舍之 意 ， 別 為 或 問 ， 以 附 其 後 。 然 後 此 書 之 旨 ， 支 分 節 解、 脈 絡 貫 通 、 詳 略 相 因 、 巨 細 畢 舉 ， 而 凡 諸 說 之 同 異 得失 ， 亦 得 以 曲 暢 旁 通 ， 而 各 極 其 趣 。 雖 於 道 統 之 傳 ， 不敢 妄 議 ， 然 初 學 之 士 ， 或 有 取 焉 ， 則 亦 庶 乎 行 遠 升 高 之一 助 云 爾 。

 　 　 　 　 　 　 　 　 　 　 　 　 　 淳 熙 己 酉 春 三 月 戊申 ， 新 安 朱 熹 序

中 庸 章 句 中者 ， 不 偏 不 倚 、 無 過 不 及 之 名 。 庸 ， 平 常 也 。
子 程 子 曰 ： 「 不 偏 之 謂 中 ， 不 易 之 謂 庸 。 中 者 ，天 下 之 正 道 ， 庸 者 ， 天 下 之 定 理 。 」 此 篇 乃 孔 門 傳 授 心法 ， 子 思 恐 其 久 而 差 也 ， 故 筆 之 於 書 ， 以 授 孟 子 。 其 書始 言 一 理 ， 中 散 為 萬 事 ， 末 復 合 為 一 理 ， 「 放 之 則 彌 六合 ， 卷 之 則 退 藏 於 密 」 ， 其 味 無 窮 ， 皆 實 學 也 。 善 讀 者玩 索 而 有 得 焉 ， 則 終 身 用 之 ， 有 不 能 盡 者 矣 。
天 命 之 謂 性 ， 率 性 之 謂 道 ， 脩 道 之 謂 教 。 命， 猶 令 也 。 性 ， 即 理 也 。 天 以 陰 陽 五 行 化 生 萬 物 ， 氣 以成 形 ， 而 理 亦 賦 焉 ， 猶 命 令 也 。 於 是 人 物 之 生 ， 因 各 得其 所 賦 之 理 ， 以 為 健 順 五 常 之 德 ， 所 謂 性 也 。 率 ， 循 也。 道 ， 猶 路 也 。 人 物 各 循 其 性 之 自 然 ， 則 其 日 用 事 物 之間 ， 莫 不 各 有 當 行 之 路 ， 是 則 所 謂 道 也 。 脩 ， 品 節 之 也。 性 道 雖 同 ， 而 氣 稟 或 異 ， 故 不 能 無 過 不 及 之 差 ， 聖 人因 人 物 之 所 當 行 者 而 品 節 之 ， 以 為 法 於 天 下 ， 則 謂 之 教， 若 禮 、 樂 、 刑 、 政 之 屬 是 也 。 蓋 人 之 所 以 為 人 ， 道 之所 以 為 道 ， 聖 人 之 所 以 為 教 ， 原 其 所 自 ， 無 一 不 本 於 天而 備 於 我 。 學 者 知 之 ， 則 其 於 學 知 所 用 力 而 自 不 能 已 矣。 故 子 思 於 此 首 發 明 之 ， 讀 者 所 宜 深 體 而 默 識 也 。 道也 者 ， 不 可 須 臾 離 也 ， 可 離 非 道 也 。 是 故 君 子 戒 慎 乎 其所 不 睹 ， 恐 懼 乎 其 所 不 聞 。 離 ， 去 聲 。 ○ 道 者 ， 日 用 事 物 當 行 之 理 ， 皆 性 之 德 而 具 於 心 ， 無 物不 有 ， 無 時 不 然 ， 所 以 不 可 須 臾 離 也 。 若 其 可 離 ， 則 為外 物 而 非 道 矣 。 是 以 君 子 之 心 常 存 敬 畏 ， 雖 不 見 聞 ， 亦不 敢 忽 ， 所 以 存 天 理 之 本 然 ， 而 不 使 離 於 須 臾 之 頃 也 。 莫 見 乎 隱 ， 莫 顯 乎 微 ， 故 君 子 慎 其 獨 也 。 見， 音 現 。 隱 ， 暗 處 也 。 微 ， 細 事 也 。 獨 者 ， 人 所 不 知 而己 所 獨 知 之 地 也 。 言 幽 暗 之 中 ， 細 微 之 事 ， 跡 雖 未 形 而幾 則 已 動 ， 人 雖 不 知 而 己 獨 知 之 ， 則 是 天 下 之 事 無 有 著見 明 顯 而 過 於 此 者 。 是 以 君 子 既 常 戒 懼 ， 而 於 此 尤 加 謹焉 ， 所 以 遏 人 欲 於 將 萌 ， 而 不 使 其 滋 長 於 隱 微 之 中 ， 以至 離 道 之 遠 也 。 喜 怒 哀 樂 之 未 發 ， 謂 之 中 ； 發 而 皆中 節 ， 謂 之 和 。 中 也 者 ， 天 下 之 大 本 也 ； 和 也 者 ， 天 下之 達 道 也 。 樂 ， 音 洛 。 中 節 之 中 ， 去 聲。 喜 、 怒 、 哀 、 樂 ， 情 也 。 其 未 發 ， 則 性 也 ， 無 所 偏 倚， 故 謂 之 中 。 發 皆 中 節 ， 情 之 正 也 ， 無 所 乖 戾 ， 故 謂 之和 。 大 本 者 ， 天 命 之 性 ， 天 下 之 理 皆 由 此 出 ， 道 之 體 也。 達 道 者 ， 循 性 之 謂 ， 天 下 古 今 之 所 共 由 ， 道 之 用 也 。此 言 性 情 之 德 ， 以 明 道 不 可 離 之 意 。 致 中 和 ， 天 地位 焉 ， 萬 物 育 焉 。 致 ， 推 而 極 之 �